與其說香港的年輕人憤怒，不如說活在一種深刻的無力感之中——不只是專屬於年輕人，更是屬於全香港人——除了既得利益者，以及一群慣於受壓逼、麻木到無知無感的人。

憤怒並不是一種能持續很久的情緒，因為太過虛耗一個人的精神。當憤怒持續一段時間、仍得不到出路，就會化為悲哀，最後沉澱為絕望，為了一己的生活好過一點，唯有裝作遺忘。到了某種時刻，又受刺激而想起曾經的憤怒，也馬上明白自己縱使多憤怒也好，實際沒有方法解決問題，於是無動於衷，這種就是無力感。

一場傘運，中共、施政者的槍頭一致對準年輕人。就算中共多擅長玩統戰、分清敵我，但以一個城市的一整代為敵人，亦未免過於高估自己的實力。這場必然的敗仗令當權者很快改變遊戲玩法 : 與期嚴打，不如威逼利誘。

年輕人抱怨難上樓，那就推出青年宿舍、奮青居所吧。但是位於大坑西邨的奮青居所，供款期十年要每月九千多，供廿年亦要每月五千多元。大學生畢業出來，每月大多能搵一萬多元，騰得出九千多元去供樓，日日食白粥也不行。再者，我們要的不是房屋這麼簡單，而是 : 我們不想當樓奴。老一輩可能會說 : 買樓就是這樣，動輒捱十幾廿年好出奇呀? 可能真是不出奇，但為什麼要將這種事情合理化、並去逼我們、以及後代去迎合這種不合理?

文：Amy Lo 圖：Alvah Kong

金鐘清場後兩個多月，我再一次踏足這個曾被稱為「民主烏托邦」的佔領區。佔領區之所以被稱為烏托邦，是因為這裡美好得太不真實；向來被認為自私自利的港人，在佔領區內都化身為無私互助的村民，向著「我要真普選」的共同理念進發。然而，這高舉民主理念的運動發生得太過突然和急促，太多的內在問題未得到正視，單單是「如何在佔領區內實行民主」這個問題，直到清場前也一直未能解決。

其中一位留守者(Jolie)認為，不少「黃絲」其實都以「藍絲」的思考模式來處理分歧。不少參與者都只抱擁「民主」的理念，卻沒有思考過實質民主社會是如何運作，或自身作為一個獨立個體，該如何實踐民主精神。

攝：Manson Wong

查理 Charlie最近很出名，成了最火熱的關鍵字，悲傷的是我們不能用「爆紅」形容。因為查理死了，被兩名恐怖份子殺了。查理之死帶給西方世界無限的恐懼和憤怒，從2015年1月7日起，法國、德國等歐國國家擁護民主自由的人們紛紛上街頭，抗議野蠻人殺死言論自由。一月十一日，四十四個國家元首、政府代表都參加在巴黎舉行的反恐大遊行，四百萬法國人舉著「我是查理」（Je suis Charlie）的牌子示威遊行，動員人數之多，是歷史頭一遭，巴黎就有一百五十萬人，上一回這麼多人上街頭是一九九八年的世界盃足球賽法國拿了冠軍杯，英雄人物是把巴西隊打得落花流水的席丹，他是阿爾及利亞移民之子。

查理是誰？

（圖片來源：香港海豚保育學會）

（獨媒特約報導）上周六（1月17日），有市民於大澳對開海域發現一隻年幼中華白海豚疑被船葉割傷，背部重創，尾部近乎脫落。香港海豚保育學會連日出海追蹤海豚，學會專家認為牠情況穩定，未有即時生命危險，應讓牠在自然環境中慢慢康復。但昨日下午，學會揭發海洋公園人員乘坐小艇出海接近海豚，疑似有意捕捉海豚，當時海洋公園亦向傳媒表示是「拯救」海豚。事件引起巨大回響，質疑海洋公園妄顧海豚生命，園方隨即於晚上改口，稱只是欲作「近距離診斷」。

海洋公園：近距離診斷不果 有需要會送往園內

海洋公園晚上發新聞稿指，海洋公園保育基金的「鯨豚擱淺行動組」昨晨在漁護署的批准和配合下，聯同園方動物護理總監、獸醫和海洋哺乳動物部團隊、香港大學太古海洋科學研究所人員，分兩支隊伍進行搜索，於大嶼山分流對出水域發現該海豚。行動組曾嘗試接近該海豚，讓獸醫作近距離的診斷，但該海豚游至較深水及船運繁忙的水域，基於團隊及動物的安全理由，行動暫時中止，但團隊將繼續留意牠的情況，為牠提供適當的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