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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就「在版權制度下處理戲仿作品」公眾諮詢之意見書
2013年11月11日
背景
1. 現時版權法豁免範圍狹窄，並無公平使用(fair use)或公平處理(fair dealing)豁免以及保障二次創作。
2. 2011年5月，政府向立法會提交版權法修訂草案，及至2012年5月立法會二讀。其後立法會拉布，押後二讀。版權法修訂屢遭批評，譬如未有豁免二次創作、侵權行為刑事化、執法機關可自行搜證，再聯絡版權人確認及檢控，擔心選擇性政治檢控、明文規管互聯網及不分牟利與否等。
3. 2013年7月，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及知識產權署公佈《在版權制度下處理戲仿作品諮詢文件》(下稱「諮詢文件」)，建議三個處理「戲仿作品」的方案。
4. 諮詢文件中的「戲仿作品」(parody)一詞，泛指戲仿作品(parody)、諷刺作品(satire)、滑稽作品(caricature)及模仿作品(pastiche)。[1] 文件以「非版權法常用詞語或概念」、「籠統」為由，迴避對「二次創作」的討論。[2]
（圖片取自香港大學通識教育部門Facebook page）
（獨媒特約報導）死亡乃每個人生無法避免的必經階段。作為人生的終結，死亡是一件倒霉的事，在中國人的社會裡更是一件要避諱、不鼓勵討論的話題。然而在現實的層面來看，死亡乃是個人、家庭以及社會需要詳加討論的重要話題。如何死、在哪裡死、何時死，對人來說有極大的差別。到底如何才算是「死得好」？一個社會的醫療政策、殯儀制度和設施、社會服務等，與人類可否「好死」、死前和死後的處理是否適當等問題息息相關。香港大學的通識教育部門最近舉辦了一系列的「生死學堂」，請《死在香港》一書的主編陳曉蕾主持，與不同的講者討論和剖析「死」在香港是什麼一回事。在10月23日，靈實護養院資深長者住院服務負責醫生朱偉正、東華三院社會服務科安老服務部（圓滿人生服務）經理霍瑞賢及東華三院船灣安老綜合中心計劃經理鄧智誠便介紹了現時的安老制度及設施，並對這普遍不受注目的議題進行了討論。
現實中的「好死」不容易
政府向立法會提交議案，提出把現屬於東區的天后和維園改撥灣仔區。這看似只有地區影響的議案，其實反映了香港政府管治理性的徹底敗壞。如果立法會只作橡皮圖章式的通過，則等於默認了管治理性的再一次失守，香港又再向人治社會走近一大步。
首先說明，區議會的劃界更動極少發生。香港分18個區議會，每個區議會再細分為若干個小選區。這些小選區的界線雖然時有改變，但18個區議會之間的界線卻基本不變，不因城市發展而有所更動。最明顯的例子是將軍澳，儘管近20年來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居民和九龍的往來已遠遠比西貢為多，卻仍然隸屬西貢區議會。又例如位於大嶼山竹篙灣的迪欣湖，原來隸屬荃灣區議會，只因當年劃界的時候沒有想過這兒會填海興建迪士尼樂園。凡此種種，從社區完整的角度都值得探討是否該重新劃界，但政府多年來都不為所動，可見更改區界的門檻理應甚高。
更改區議會的劃界，無論是日常生活或是學術研究都會帶來很多影響。一旦東區和灣仔之間的界線改變，所有東區和灣仔的統計數據都要重新做一遍，以往數十年的數據則因為覆蓋的範圍不同而變得不可比較。如果有灣仔居民想藉灣仔過去30年的人口變遷提出政策倡議，在更改區界之後將不可以靠自己翻查紀錄來進行研究，因為所有歷史數據都會在改界的一刻失效。
不知道球迷有否留意今週的英超賽事，球員們心口都多了一朵花。這一朵虞美人花的意義深遠，對香港也有著特別的意思。這一朵花所紀念的是和平紀念日，又名國殤紀念日，即每年的11月11日，原意是為了紀念第一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國捐軀的軍人及國民。這個紀念日自1919年創立，來到今天已有近一百年的歷史。説來有趣，筆者有位同樣愛看足球比賽的朋友，常常都說：「為何要把政治牽涉入足球中？」虞美人花在球衣上出現，正好說明了政治是眾人的事，和人類的過去和生活息息相關。
文：守仁
由2007年開始籌備，六年時間，在公屋歷史踏入第六十年的今天，捍衛基層住屋權益聯盟（捍住聯）終於寫成一部屬於人民的本地房屋運動歷史：《拋磚記》。
許多香港人連基本住屋也未獲解決，但問題成因卻鮮少被討論。正因如此，本地房屋運動的歷史不單可以將製造問題的元兇找出，更能為我們的抗爭運動提供養份。而說《拋磚記》是屬於人民的歷史，因為它不但紀錄了草根抗爭的堅忍史實，更將香港的房屋問題置於歷史與政經脈絡中詳加分析；從普羅大眾的角度，對犧牲小市民福祉的惡行作最嚴厲的批判，也對未來突破這種困局作最真摯的想像。
資產階級的瘋狂計劃
今時今日，地產霸權、高樓價、劏房問題等困擾人人熟知，早已不再是新聞。不過，我們似乎經常有「係咁嫁啦，好奇呀？」的想法，對地產霸權的種種歷史成因諸不理。這種見慣不怪，配合政府常提的「香港地少人多」一類說法，香港失控的房屋問題似乎並無出路。
面對如斯境況，《拋磚記》的總論儘管篇幅不多，卻能透過整理歷史來還原真相。
透過將地理學者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的思考與香港歷史整合，總論澄清了香港樓價飛漲，其實是提倡極端私有化的新自由主義，在香港種下的禍害。
（如果是以筆者的立場出發，只有社會主義，才可以算是左翼。一句到尾，左翼就是接受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並以之為改變世界的基本根據。當然在歷史上有著五花八門的社會主義，但要了解左翼經濟立場，還是以此為佳。本篇就嘗試簡介政治經濟學批判，也算是找一下多年來在網上被要求解釋立場的J數。）
冷戰時期，資本主義世界對左右的經濟對立有一種「常識」。就是上一篇提到的，政府VS市場。在這種想法下，市場是自由的個人憑自己的意願去選擇各自生活，而政府就為了平等和大眾利益，冒侵害個人自由的風險，進行再分配。當政府越來越大，個人自由就不免被犧牲。如果接受這個框架，左翼經濟就必然是自由的敵人。而全政府、零市場的社會主義，就是最可怕的極權，人民失去一切自由。依這種思路，除非是瘋狂或最邪惡的人，根本不可能接受社會主義。當然，在香港這個左翼十分陌生的環境，這正是大家對蘇聯、中共的看法。可能你不相信，但真的，有很多左翼，既不瘋狂，亦不邪惡。那就是說，市場、政府、自由、平等，還有別的可能。以下我要為你好好說明。
地產霸權與生產工具
一：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日
(1)
去年反國教運動的經驗告訴我們，政府是害怕群眾的，只要堅持下去就有勝算。可是，政府這次一定比去年更有心理準備，所以沒有更強的民意力量脅逼，政府很難會讓步。話雖如此，今天政府已經釋出少許「善意」，例如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呼籲同事多交代原因或準則（行政會議既然是集體負責，為何他說起來卻似獨立行動﹖），初步反映這場運動的力量。
(2)
從社會運動模型看，這次社會運動可算是複製了去年反國民教育運動，但亂子似乎遠比去年多。其中一個今日最大的「亂子」是不少參加者不明白為什麼是有商討的環節，他們更加將這個做法與「佔中」扯上關係。我認為他們這種做法無疑受「佔中」的「商討式民主」( deliberation democracy ) 影響，但我相信他們這樣做是因為組織者只是一眾網民，沒有認受性，沒有條件與地位為運動訂定目標，而且他們同時感受到這次運動很容易失去焦點，所以採用了商討的方式來建立運動目標的合法性（legitimacy）。我在遊行隊伍裡聽主持人的發言不斷提到要參與者思考，亦不停強調是網民自發，一切是由參加者主導，因此我相信這是合法性的問題，而不是被「佔中」「騎劫」。
《大公報》11月8日，刊出中科院特約研究員蒯轍元的評論文章，說「中聯辦出手捍衛行政主導體制天經地義」，更讚揚「中聯辦做對了」，斥「反對派」議員是賤骨頭，認為中聯辦應當強硬地「支持」港府依法施政，「反對派」終將要習慣這一點。更進一步將之説成是中聯辦的職責，若對香港事務「如果不管不問，那就是失職」。
早在中共建立政權時，即1949年香港還受英國管治，中共已有國策，如何處置香港，即所謂「長遠打算，充分利用」，97延伸至「一國兩制」。在英殖時代，香港沒有發展民主政治，基本上是源自中共和港英間的默契，而戰後的「非殖化」沒有延伸到香港，是源於中共當時忙於建國內務而無意收回，在非殖過程中，一些國家更出現內部分裂，分裂後獨立成新的國家，香港當時卻沒有將「獨立」搬上議程，我認為是現狀令英國無損，故無意沾上半點麻煩的緣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