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守仁
由2007年開始籌備，六年時間，在公屋歷史踏入第六十年的今天，捍衛基層住屋權益聯盟（捍住聯）終於寫成一部屬於人民的本地房屋運動歷史：《拋磚記》。
許多香港人連基本住屋也未獲解決，但問題成因卻鮮少被討論。正因如此，本地房屋運動的歷史不單可以將製造問題的元兇找出，更能為我們的抗爭運動提供養份。而說《拋磚記》是屬於人民的歷史，因為它不但紀錄了草根抗爭的堅忍史實，更將香港的房屋問題置於歷史與政經脈絡中詳加分析；從普羅大眾的角度，對犧牲小市民福祉的惡行作最嚴厲的批判，也對未來突破這種困局作最真摯的想像。
資產階級的瘋狂計劃
今時今日，地產霸權、高樓價、劏房問題等困擾人人熟知，早已不再是新聞。不過，我們似乎經常有「係咁嫁啦，好奇呀？」的想法，對地產霸權的種種歷史成因諸不理。這種見慣不怪，配合政府常提的「香港地少人多」一類說法，香港失控的房屋問題似乎並無出路。
面對如斯境況，《拋磚記》的總論儘管篇幅不多，卻能透過整理歷史來還原真相。
透過將地理學者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的思考與香港歷史整合，總論澄清了香港樓價飛漲，其實是提倡極端私有化的新自由主義，在香港種下的禍害。
哈維指出，七、八十年代，戴卓爾夫人與列根策劃的新自由主義，其實就是透過提出極端的私有化策略，例如將醫療、退休保障、監獄、郵政、交通等公共服務或設施交由私人管理，從而以「效率」之名，動用國家機器為私人企業鋪路，將貧苦大眾透過長年的階級鬥爭才爭取到的應有權利與保障搶走，重新化為資本家的利潤。畢竟，這種對人民好的政策，代價當然是資本家的利益不停下挫。
房屋當然是極端私有化中「最吸引」的一項，畢竟人人都需要有瓦遮頭。糟糕的是，作為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城市，香港從來沒什麼權利福利可言。結果，香港公營房屋私有化的過程，竟是直接用外國的新自由主義經驗來增強剝削。
透過指出政府政策的目的，並回到歷史本身，《拋磚記》提醒我們香港房屋問題的真正敵人在於政商一體的利益集團，也重新挖掘出「公共房屋是權利，不是福利」的真相。
官商勾結的噁心歷史
至關重要的1987年，是新自由主義破壞香港房屋政策的分水嶺。當時，政府第一次提出《長遠房屋策略》，制定了以私人市場為主導的房屋策略，間接否定公營房屋使大眾安居樂業的原有性質，並進而提出所謂「置業階梯」。公屋開始被塑造成「給有需要的人的福利」，而「有能力、負責任」就應該努力工作，買居屋、買私人樓。
這種策略部份是為配合80年代中英談判，透過讓更多香港人擁有資產來「加強凝聚力」，從而在過渡期穩定香港經濟。
但這項計劃更邪惡的用意到1997年便露出馬腳。當時，金融風暴使全球購買力大受打擊，地產商大量樓宇無法賣出，於是向政府施壓。政府為求「托市」，乃有2002年開始，包括所謂「孫九招」在內，一連串強逼普通市民進入私人市場的政策。例如透過停建居屋及取消賣地，政府大量減少公營房屋的供應，使大批有需要租住公營房屋的市民被逼入私人市場。但這還只是第一步，藉由改動《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業主趕走租戶只需一個月通知期；加上租金升幅的限制被取消，大批支付不起高租金的租客，其居住權就不再被保障。大批由公營趕向私營市場的市民，當然也被逼付出更多。
就是以這些暴力的手段，政府完成了標準的新自由主義戰略：退出公營市場來拯救私人市場。
曾幾何時，大眾真正在意的只是有沒有居所，既不會認為自己必須有私人物業，也不會將居所當成商品。對他們而言，住公營房屋並不是什麼羞恥事，相反讓人人有家可歸，是政府掌握資源就必須要負的責任。
顯而易見，1987年以後，政府持續製造出「必須住私樓」的幻象，並用各式手段逼公眾進入私人市場，來協助資本家克服經濟危機，甚至取得更大成果。這種幻象，延至今日仍蒙蔽社會大眾。
在這過程中，公眾對居住權的重視開始被政府操縱的財產權觀念蓋過，由以前覺得「人人有屋住是天經地義」，變成現在幾乎人人認同「冇錢就唔好住」的悲劇。
草根力量的真實面貌
面對這樣的暴力，為保生活權利，大批名不見經傳的小市民選擇了抗爭一途。
不過，儘管歷史的進步總是普通人努力的成果，這些真正的主角往往在歷史中被遺忘。香港房屋運動幾十年間有起有伏，但過往這場大型運動縱使不乏記者報導、學者論述，主角的身影卻始終不見其中。隨著大批由八十年代起已擔任運動中堅份子的街坊日漸老邁，《拋磚記》的出現不但真實地紀錄了衝擊不公義的草根力量，也將前人的抗爭成果與經驗紀錄，望使今人走得更遠更穩。
何賽雲、吳永澤、王令喜、陳冬妹、鍾孝平，五個活躍街坊的真實面貌，以口述或憶述的方法，在《拋磚記》中得以保存。
這群街坊書可能讀得不多，但生活上的長期壓迫，運動中的不停嘗試，都令他們成長，並建立出自己的理解。加上「義氣仔女」、「做事要講道理」的性格，令他們不止於幫助自己，更能有關注同路人的視野與堅忍。像陳冬妹，幾年前當局要取消公屋租金與入息中位數的比例，她在立法會旁聽席上抗議並被人拘捕。子女稍有微言，她卻無怨無悔：「我希望第日D人有（公屋租金與入息中位數比例）丫嘛，有D人都好似我以前咁苦過呢，下話？」
就是這樣一群小市民，在政府借公屋富戶政策來開始逼市民進入私營市場時群起反抗。同樣是這樣一群小市民，在政府違法多收公屋租金時，奔走多條屋村，讓街坊知道自己的合理權益，更代表全港公屋戶公司法覆核挑戰不公義的政府。
也是這群小市民，敢於攔截愧對市民的孫明揚、包圍不公不義的禮賓府、拒絕在其他居民獲重建安置前先行搬走……
一段段有血有肉的歷史，不但打破普通人常有的，「只有讀過下書的知識份子才懂政治」的理解，更提醒政治行動者不應空談群眾參與。否則，在親身嘗試落區組織之前就以為「基層唔識野」，只能是主動放棄群眾。
基進政治的繁複思考
當然，街坊要嘗試參與或者繼續參與，都需要有資源支持。幾十年來，資源與組織方面多有轉變，今日更基進的政治行動如何可能？
八十年代，政府下放權力，推動地區議會改革，大批組織者曾就要進入建制還是保持獨立，掀起激烈爭論。《拋磚記》重新訪問當年的組織者，並將對行動組織的思考與香港地區組織及政制變化緊密扣連，令我們得以更好地思考各種組織方法的好壞利弊。
有些人堅持八九十年代的基進社工思維，以組織街坊並以令街坊把握自助能力為目標，相信只有直接組織群眾，才不會被建制蠶食。
有些人相信八十年代以降地區議會抬頭，想直接動搖官方系統就只能進入建制。有些人認為今時今日再無當年的地區社工隊，所以應用互助委員會等建制較難控制的半官方組織，取用官方資源為人民服務，但又不致被蠶食……
這些思考在八十年代，香港政制初改變時已經歷過一次。延至今日，地區社工隊消失導致缺乏組織資源、地方代議制脫離人民監察等問題，通通是當年一眾組織者所擔心的。再度重提，《拋磚記》的整理無疑為我們在這漫長的過程提供了養份。
捍住聯的寶貴經驗
捍住聯這個組織的出現，其實就是針對上述討論與歷史所提出的答案。捍住聯在書中對其組織與行動方法作出了詳細記述。
八十年代，組織者曾經以為可以派人進入建制，同時保留獨立性，來個「裡應外合」。但結果，組織者嘗試監察議會不成，更有大批成員以為有代議士負責，可以減少參與。捍住聯汲取了當年經驗，認為依賴建制將令群眾主動性降低，並且處於被動，組織又容易因政黨的的利益考量而「被出賣」。
面對缺乏資源的苦況，加上代議政制的不足，捍住聯有別於現時常有的「爭取曝光，再搵議員，唔掂先上街示下威」的想法，提出了超越政黨政治的可能。堅持無黨無派，讓成員不分高低地透過溝通，實踐直接民主，並始終保存組織的理念及能動性。
更加可貴的，是捍住聯在比較網絡動員等新組織方法之餘，同樣不吝於自我批評，例如對於組織方法容易邊緣化少參與者的說法，書中亦有記述。這些有關組織方法、行動模式的討論，對思考房屋運動的未來非常有幫助。
運動前路的積極思考
儘管捍住聯以關注公屋議題為主，但透過邀請關注市區重建、社區保育、鄉郊發展等議題的團體，介紹近年各自面對的難處及分享運動方式，《拋磚記》容許我們更宏觀地思考各種可能性。
在新書發佈會上，《拋磚記》幾位編輯表示，取名「拋磚」是希望令我們拋開對磚頭的迷思，不要窮一生之力去追逐商品化的房屋。透過紀錄各團體關於房屋問題的討論，並配合在總論中以歷史及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入手，捍住聯希望《拋磚記》能夠突破現時社會只集中討論量化議題（例如建屋估算量、香港可發展土地），卻無法直擊房屋議題的真正核心這種見樹不見林的弊病。
尚待完成的任務
這種政制民主以外的鬥爭，我們本就認識有限。加上房屋議題之廣與歷史之深度，二百幾頁文字所能處理的當然有限。
《拋磚記》在歷史分析與政經批判外，亦為我們提供了組織方法的討論。房屋運動要有完整計劃並且重新振作，下一步，我們不但要嘗試在地方性的鬥爭與普遍的政經問題之間作出扣連，更需要針對群眾意識、空間政治等議題作出深入思考，配合《拋磚記》的任務。
例如何故現時政策如斯荒謬，公眾的反抗仍似是被癱瘓？香港公營房屋及新市鎮的設計、生活方式等，到底如何影響群眾的反抗意識？現時的公眾為何傾向於認為政治經濟分割，不再如以往般認為生活中有民主？
這些思考，最後如果要擊倒政商一體的集團，當然需要普羅大眾的集體力量。但至少，《拋磚記》已在此為我們踏出勇敢一步。
可以說，無論以何種形式介入房屋議題，《拋磚記》都貢獻良多。
參考資料及延伸閱讀：
城市中國（2013年8月號），《居住型城市．天水圍》
大衛哈維，《新自由主義與階級力量的復辟》
大衛哈維，《戰鬥性的地方主義與全球雄心：雷蒙‧威廉斯著作中的地方、空間與環境之概念政治》
列斐伏爾，《論城市權》
（圖為編輯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