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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板球世界盃正在澳洲和紐西蘭舉行。傳統強國南非今次卻只是第七次參賽，因為該國昔日在白人政權實行種族隔離政策時，國際板球理事會禁止該國參賽。在種族隔離政策時代，不但南非國內的非白人被剝奪公民權，當權者甚至禁止在運動競賽上也禁止跨種族的競賽。於是到七、八十年代，各國際運動組織紛紛制裁南非，不讓南非代表參賽。
到九十年代初，白人政權有意結束白人至上統治，國際運動組織才開始重新接納南非。一九九二年的板球世界盃就是南非重返國際板球界的第一次世界盃。當年賽事進行期間，南非舉行白人公投表決是否支持廢除種族隔離政策。最後白人大多數支持廢除惡法，或許與懼怕如公投被否決，球隊會被逐出世界盃有點關係。
南非第一次多種族大選在九四年舉行。然而，縱使非洲人國民大會長年執政，距離真正扭轉種族不公仍有極大距離。以板球為例，南非的白人只佔人口不夠一成五，但今次參加板球世界盃的十五名球員當中，只有五人算是有色人種。而在該隊第一場賽事對津巴布韋時，場上的十一名球員沒有任何人是黑人。種族隔離政策結束已有近二十年，球員也換了至少兩至三代，但南非板球隊仍然幾乎是白人的天下。
圖：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
（獨媒特約報導）法庭在上週就印傭Erwiana被虐案判刑，被告羅允彤被裁定襲擊、刑恐、拖欠薪金等18項罪罪成，判監6年及罰款15,000元。法官胡雅文批評被告對低層的人無同情心，「人前人後兩個樣」。她又特意於判詞中提及如果外傭毋須強制與傭主同住，或可避免類似悲劇。強制外傭留宿政策其實在2003年才實施，關注外傭權益團體一直指政策迫令外傭24小時工作，長期處於極度狹小的空間。
2003年起，政府修例規定外傭必須留宿於僱主家中。香港居住環境狹少，不少家庭均只能安排外傭於走廊、廚房，甚至廁所留宿。職工盟組織幹事鄧建華認為，制訂強制留宿政策亦只是為了方便管理。他認為當年政府把「防止外傭兼職」、「防止外傭賣淫」、「防止樓價上升」等作為強制留宿的原因是「匪而所思」。鄧建華指，在2003年修例前，僅有約1000多名外宿外傭，根本不會導致以上社會問題。「我認同有部分僱主因個人需要或會要求外傭留宿，如護老工作等。但普遍而言僱主及外傭之間都需要私人空間。」
攝：柏齊
政府山上的舊政府總部建築羣是香港人的文化遺產，自從兩年半前特區政府採納民間意見，決定完整保留舊政府總部西座以來，民間一直有強烈聲音要求拆除圍欄，使古蹟回復過去向公眾開放的原狀，但政府至今未有積極回應。
鑑於政府已決定將建築羣交由律政部門使用，律政司在今年3月建築署向古物諮詢委員會提交的文件中表示拒絕拆除圍欄〈註〉，並以安全為由繼續鎖閉政府山。我們對律政司的決定深感遺憾，認為此舉違反公眾期望和國際義務：
一、社會大眾支持保育政府山的基礎，是容許公眾享有使用權，而非將政府山變成少數權貴官員的私人樂園。政府山上的聖若翰座堂，法國傳道會大樓等古蹟，早已是市民和遊客到訪的重要地標，現行安排禁止公眾穿越舊政府總部建築羣，是嚴重削弱公眾使用權。
二、根據《中國文物古蹟保護準則》重要問題闡述第4.1.2條，「文物古迹除只供科学研究和出于保护要求不宜开放的以外，原则上都应当是开放的和公益型的。其利用的功能和开放的程度，要以文物古迹不受损伤，公众安全不受危害为前提。」按此準則，1997年後加建的圍欄是把古蹟向公眾開放的障礙，並無存在價值。
三、政府委託顧問進行的文物影響評估報告，清楚表明1997年後在舊政府總部建築羣加建的圍欄應該移除。
年初，兩隻中華白海豚相繼受傷過身，令本來已經瀕臨絕種的他們雪上加霜。除了近在咫尺於大嶼山海域生活的中華白海豚以外，其實世界上亦有不少其他瀕臨絕種海豚。
在墨西哥北部的加利福尼亞灣，棲息著極為罕見的「加灣鼠海豚」(Vaquita Porpoise)，又稱「小頭鼠海豚」，是全球最小的海豚品種。這種獨特的海洋哺乳動物僅存約100隻，其中具繁殖能力的成年雌性不足25隻，早已列入極度瀕危物種。
專家更估計加灣鼠海豚極有可能在3年內絕種。
他們瀕臨絕種的原因是，與其分享同一片棲息海域的加利福尼亞灣石首魚 (Tataoba Fish)的魚鰾正是不法商人製成貴價食物的材料。面對龐大的利潤，墨西哥漁民又豈會錯過？非法捕撈瀕危石首魚情況猖獗，更成為加灣鼠海豚的主要生存威脅。當地經常發生漁網意外捕捉加灣鼠海豚的情況。
可是，墨西哥政府並未加強監管，也沒有政策協助漁民轉型。這情況就如在我們身邊，每天受高速船滋擾的中華白海豚一樣，香港政府也無積極的相應措施，並未嘗試監管頻繁的海上交通，工程一個一個的在他們棲身的海港興建，而我們只能眼睜睜看著一隻又一隻減少。
（圖/變態辣椒）
文/Sylar
前央視記者柴靜拍攝的霧霾調查紀錄片「穹頂之下」近日在網上播出後立即受到中國各大媒體的關注和網民的圍觀評論，在各種輿論圈引起的效應基本可以用「炸裂」來形容，以至於30個小時內，全網最大重頭戲已不是霧霾，也不是柴靜，而是驚人的輿論紛爭，以及宣傳熱捧和管制禁令的無縫銜接。
傳播和輿論
截至3月1日上午11時40分，該片在騰訊、優酷、樂視、搜狐、愛奇藝、鳳凰、土豆這7家網站的播放次數已超過8000萬次。該數字僅為對網站推薦的單個完整視頻的統計，不包括其他用戶上傳及分段視頻。
與此恰成對比的是同期開播的熱門美劇《紙牌屋》，因開播消息出自被大陸嚴密封鎖的國際知名媒體《紐約時報》，而導致在牆內轉載發布該消息的帖子迅速被刪除，而其在牆外平台上的傳播又被緊跟而來的《穹頂之下》相關輿論吞沒。《紙牌屋》一劇因曾經被中紀委書記王岐山推薦，在大陸有相比同類影視作品更為廣泛的知名度。
攝：Manson Wong
看機械人動畫片，有時會出現一種能夠通過吸取攻擊力量而變得更為強大的怪獸，特別難纏。回看過去數個月來的中港政治博弈，發現中共原來已經練成了此特殊技能，港人抗爭如果過於有勇無謀，則不單止未能為香港的本土自主加磚添瓦，更可能帶來協助鞏固中共政權的反效果。
首先，我們必須弄清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常常不一致。假設中央政府的決定理所當然會對香港有利，這並不是愛國而是沒有邏輯。中央與地方之爭是個舉世皆見的政治現象，香港人要爭取自身權益無論在任何政治框架之下也是正常不過。
目標認清，卻不代表用任何方式爭取都是正確。回想佔領運動期間有佔領者在彌敦道上開了一張乒乓球桌說要開展公共空間想像，立即被其他佔領者批評為不合時宜。後來這畫面登上了內地報刊，則更成為此做法破壞佔領運動的證據。很明顯大家都認為僅僅是目標高尚並不足夠，方法是否合適也必須爭辯。
那麼在當前的政治局勢當中，我們應該怎樣去推動本土議程呢？筆者沒有做國師的才智，不敢提出什麼必勝之道。但對怎麼辦才不至於自亂陣腳，筆者倒很希望所有熱中於本土議題的朋友可以一同思考。
兩陣對壘強弱懸殊，弱方當然不能對着強方的強項來硬碰。香港沒有軍隊，香港人也沒有武器，在國家暴力之下選擇以硬實力來對抗只是精神自慰，這點恐怕不證自明。香港的優勢從來不在硬實力而在軟實力，這認知對選擇抗爭方法至關重要。
政府政策朝令夕改，早已不是什麼新事。
從電視、報章上看到施政報告，政府一如既往的發展金融、房地產政策，成立各式各樣的基金、研究委員會。 沒有期望，何來失望？
但，看到政府又要增加醫學生的數目，卻實在叫人擔心。政府規劃醫療教育和發展的方針，正正反映出政府處事形式化，亦跟社會各界缺乏溝通。【1】
翻開報紙，公共醫療的新聞不外乎人手不足、人才流失和醫療事故。是以很多市民都會贊成增加醫科生，以解決當前的醫療危機。但是，作為行內人，增加畢業生真的就能解決問題嗎？
問問行內醫生，都會知道今天醫生不足的成因，是因為政府未有完善評估香港醫療系統的供求。2003年時，政府誤判了市場、公共醫療體系的承接力，導致有大量醫科生畢業後未獲聘用，甚至要走到星加坡等鄰近國家行醫。在醫生過剩的情況下，政府將醫科學位一口氣由每年330人減到280人。【2】
但是，醫護人員長期流失，加上醫學生數目減少，令公營醫療系統人手越見不足。是以政府將醫科生數目增加至320人，又再2012年度增加學位100個至420人，第一批畢業生將會於2016年畢業「應市」。【3】
攝：Manson Wong
留定撤，攻定守，衝馬路定行人路，永遠都是很臨場必然需要思考的問題。當中考慮之處，莫過於目的與實力。若然，本身目的並非長期留守佔領，毫無準備，就沒有必要死守，撤離並非罪過；若然，實力不足力敵對方，以保自身實力，撤離亦非罪過。因此，昨日有反水貨客團體要到行人路，並選擇撤離，想必自當有所考慮目的和實力問題，並非罪過；行為模式跟我們很似（以致有不少參與者都批評撤離者左膠化），正是因為團體今次站到了決策位置，有份帶頭行動時，必要作出的考慮和決定，不能迴避。團體以外者，定必指責為何離開，為何甚麼甚麼，但若然為保全實力，保障自己人的安全，這一點是絕可理解的，因為反水貨行動旨在反水貨，而非刻意跟當地土豪鄉紳和警察鬧衝突（雖然衝突是必然發生，但這並非目的）。
攝：Manson Wong
（獨媒特約報導）昨日（3月1日）多個本土團體舉行「光復元朗」行動，反對水貨客過多，要求收緊一簽多行。鄉事派在事前曾表示會守衛元朗，遊行未開始已在朗屏西鐵站出現口角，遊行隊伍至藥房集中點壽富街時，兩派人士發生激烈衝突，警方使用警棍及21次噴發胡椒噴霧。本土民主前線即場解散遊行，抗議警方未有保護示威者，熱血公民則繼續遊行返回朗屏西鐵站解散。但大批反水貨客示威者留在元朗市中大馬路一帶，一度佔領大馬路，並多次與警方發生衝突，至晚上十點左右散去，警方在行動中共拘捕38人。
本土民主前線及熱血公民在昨日下午三點於朗屏西鐵站集合，發起光復元朗行動，要求「反水貨客，取消一簽多行」，遊行事前獲警務處發出不反對通知書。行動開始前，元朗市氣氛平靜，店鋪照常營業，平常接載大量內地旅客來往落馬洲九巴路線B1亦未有特別安排，不過警方巡邏人員明顯增加。由於新年效應未過，水貨客及內地旅客明顯減少。
「柴靜」從某種程度上，已經是一個符號，「煽情公知」，「自由派」，「女文青」，「沒有在深夜痛哭過的人不足以談人生」，「赴美生子」...所以「柴靜出品」的確讓我抱著一種將信將疑的態度開始看這部片子。坦率說，這片子裡的煽情，我還是不喜歡，也不適應她講話的腔調。
但無可否認，霧霾這個話題，太重要、太緊迫，與我個人的利益、我所關心的人的福祉休戚相關。治理霧霾、保護環境，也與我個人政治立場不矛盾——對環境議題的話語表述固然是充滿階級性的，但環境污染在現實層面，是跨越階級的議題——坦率說，如果完整看完這部片子，還是只能得出一個「這就是中產階級的政治壓迫」，或者「這是‘文傻’的一面之詞樣的結論——我覺得是太輕佻了。
一、我不想再做無奈的大多數
有人說柴靜的片子有喚醒對污染渾然不知的人的作用——讓大爺大媽開始買N95口罩和空氣淨化器。以我個人有限的生活經驗來看，即便大爺大媽們，也早就對空氣問題叫苦不迭。而我的同齡人，則更是對此抱怨連連。但大家是散沙般的個體，我們的不忿消匿在為生計忙的日常，消解在狂轟濫炸的娛樂節目的聲浪；我們除了在特別糟糕的天氣拍照以自嘲，好像真的不知道還能做什麼。與幾十年如一日的「國家大計」、「大轉型」比，個人的抱怨是可以完全忽略不計的。
可是無奈裡又夾雜著許多委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