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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文章

文:思崎井

「兩億大餅」萬眾矚目,「文創界」視它為仙丹靈藥,只要有了這筆錢就能「持續發展」,全城文創熱。但誰在決定誰能得到補助誰不能?是誰默許這些人擁有至高的權力去選擇什麼是文化創意?文創是否大眾所必需的?有人說在社會還沒有一個共識時,為什麼要用納稅人的錢去搞些虛無的東西──雖然澳門稅收制度極寛鬆──補助一些或許只有中產會買單的項目?

無奈地,本地的文化創作導向,都很習慣躲在政府或政權背後。

先看看世界,設計或藝術品愈偉大,愈與政府無關,甚至是站在政府的對立面,文化創意的價值,與道德觀很相似,重要的內涵或價值觀通常很武斷,每個人心中的那道尺都不能勉強接受誰的對錯或美醜;但當文化創意打着商業掛帥的旗幟,創作人 / 藝術家就不怕有意無意被剝奪創作的自主權?文創的推手是創意,創意是想像力的實踐,為什麼(憑什麼)要由政府或者是文化官僚告訴你,你的項目賺大錢很值得被扶持,由小圈子的文化評審來選擇你們的文化認可,誰允許公共資源花落誰家?「國家機器的介入,將會傷害藝術文化的本質」,有可能成為意識形態的宣傳工具。

深水埗重建清場期限已過  街坊留守爭取樓換樓

(獨媒特約報導)居住在深水埗桂林街天台屋多年的蕭太,受到市區重建計劃影響,5月5日是執達吏清場逼遷的限期,蕭太留守至今,精神受到極大困擾。市建局上星期拆去蕭太家的大門和鐵閘,但蕭太表示賠償未足以負擔現時同區住宅樓價,故將堅持至得到合理賠償及安置安排,在大廈門前亦擺設街站,希望讓更多街坊了解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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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蕭太

閘門被拆 精神壓力大

「在當今這個時代,如果有個獨裁者想要鞏固自己的權位,並不需要做出對新聞下達禁令這種顯而易見的暴政措施。他所需要做的事情很簡單,就是確保新聞機構持續不斷傳播各種沒頭沒尾的新聞快報,大量轟炸觀眾,也毫不說明事件脈絡,同時新聞議程又不斷改變,也不闡明各項議題之間的相互關聯,而且不時穿插兇殺案與電影明星花邊的聳動報導──這樣就足以弱化大多數人掌握政治現實的能力,並且摧毀他們改革政治的決心。」

這是著名作家艾倫狄波頓(Alain De Botton)今年出版新書《新聞的騷動》(The News:A User’s Manuel )中的一段──雖然台灣不是一個獨裁體制,但這段話所有台灣人都會感到彷彿正是這個擱淺的島嶼所寫的。

我們都知道台灣媒體問題的嚴重:八卦化、瑣碎化、娛樂化,黨派化,但卻沒有真正重視台灣媒體的蒼白對社會造成的深遠影響:政治的惡質、公民精神的削弱、消費主義的支配,甚至對道德、價值與人性的扭曲。

狄波頓指出,我們對政治與政策或者國際新聞缺乏興趣,主要是因為新聞機構沒有讓這些事情和我們產生意義的關聯。他說:「當今這個時代已經不缺可靠的事實。重點不在於我們需要更多事實,而是我們不曉得該怎麼處理我們已經擁有的事實。」

停留在碎片化訊息

「小姐,其實我發生了一些意外,才來到了這裡。」

「其實,這座建築物之建築師也因為意外,被車撞死了。」

「他是誰?」

「高第。」

我對高第有特別興趣也源於這一場意外,發生在安東尼奧尼1975年的電影《過客》(The Passenger)。我沒有去過任何高第所設計的建築,本身對建築亦沒有甚麼認識,高第對於我最直接和深刻的印象,始終源於電影。

《過客》- 從高第中迷失自己

這一幕意外,源於積尼高遜所演的記者David Locke,在非州撒哈拉沙漠採訪期間,他所住酒店的同伴David Robertson意外死了,而他決定跟死了的那位調換角色,讓當記者David Locke死去,而自己繼續去演未知是什麼神秘身份的David Robertson。後來他到了巴塞羅拿,他發現以前做記者時之同僚因追查David Locke之死也到了這裡,為免被他發現行蹤,無意間走進了高第所設計的奎爾宮 (Palau Guell),在那裡遇跟Maria Schneider(曾主演《巴黎最後探戈》)所演的無名女主角第一次交談。

「其實,我覺得我可能現正被某些人跟蹤著。」

「高第的建築就是最好隱藏的地方,一個人想藏多久便多久。」

(獨媒特約報導)政府決心擴建三個堆填區及興建焚化爐,更在建制議員支持下將四個不同計劃綁在一起提交立法會工務小組,范國威議員更爆出工務小組主席盧偉國以 Whatsapp 「吹雞」,要建制派都出席支持。4月16日的工務小組會議,「三堆一爐」月因陳偉業及范國威議員臨時提出修訂動議而暫時未能通過,本月7日再議。政府一直表示民意支持「三堆一爐」,然而民意何來?獨媒跟進調查,發現最近一次發佈的支持民調,由一個「環保團體」世界綠色組織提出,調查方法問題多多,似是為政府鳴鑼開道。

受尊崇的三世佛母文殊菩薩難過核火關,請放下、放下不應擁有的核能

文:反核之眾

迷亂人間

從前,有一位和尚,為了修道廢寢忘食。但他胃口大又經常肚餓,覺得進食是浪費時間,要想想辦法。

他由做實驗開始,每餐進食,都留意著怎樣吃才可以飽肚。經過很多餐很多餐,他領悟到:第一碗飯完全吃不飽,第二碗飯只有半飽,第三碗飯滿意了。於是,他非常肯定:吃第一碗飯完全不飽,沒用的;吃第二碗飯只有半飽,作用不大;吃第三碗飯一定令人滿意。他找廟宇裏的和尚朋友做同樣三碗飯的實驗,結果也一致。

基於無可置疑的研究,為了節省用膳時間多點修道,這個廟宇訂立新規定:大家只吃第三碗飯,因為第三碗飯一定會令大家飽肚滿意,而第一、二碗飯未如理想,不用浪費時間與資源再去想。

結果怎樣呢?大家都不管得這麼多了。肚餓也不管?不用管,因為「沒有即時影響」(No Immediate Danger),更不會死掉。會死的人,總有其他原因。
香港也有這樣一位「和尚」。

孽障

圖:學聯及學民思潮

普選當然重要,但是,提名權被操控的普選,不是人民需要的普選。打破提名權被操控,在於人人皆有平等提名權,這是「公民提名」最值得爭取的原因。

爭取公民提名的策略當然可以百花齊放,但《蘋果日報》2014年5月6日的一篇報道中提及的由余若薇表態是否參與的策略,卻教人莫名其妙。該報道說,「有激進泛民中人」稱,若余若薇表態參選特首,可令市民更齊心爭取「無篩選提名的普選」,甚至由她「領軍爭取公民提名,全面爭取入閘」,但若她不選,「激進泛民」「更可力爭公民提名,因為就算政改拉倒,市民也可能覺得沒太大損失。」

這種觀點把爭取平等的普選制度和泛民中人爭取參選混為一談,並不可取。爭取了平等的制度,人人皆可在平等的基礎上參與,方為上策;但反過來說,即使有泛民中人可以參選了,但如果制度仍不平等,則是否我們就可接受,認可為我們的普選制度?

答案當然是「不」,因為是否容讓泛民某一人參選,有著太多權宜、博奕、計算甚至交易,屬人治而非法治,並不是一個民主社會所喜聞樂見。著眼於平等的制度,方是社會長治久安之策。

再說,余若薇表態參選,是否表示有更大機會爭取到公民提名呢?當然,余若薇的民望,有目共睹,不必懷疑,那麼,為甚麼不是由她領軍爭取公民提名呢?難道她表態參選了,建制派及中央政府就會向公民提名大開綠燈了嗎?這會否太異想天開呢?

今日看畢立法會交代高鐵進度之文件,更加令人氣憤。不僅因為看著各段工程正無止境地因延誤而「燒錢」,還有政府與港鐵嘴裡說真心道歉與接受批評,但在報告中卻滿是隱瞞真實問題的幌子。

尤其黑箱仍然發生在香港人最關心的米埔濕地。根據立法會報告所指,高鐵米埔段工程的合約(826號)港鐵早前以17億判了給中鐵公司,製造26公里工程中幾乎最困難的米埔段隧道鑽挖工程。鑽挖工程2013年11月開工,半年來只走了全程1478米中的232米,只完成了15.7%,報告指出將會是出現嚴重延誤可能(potential to significantly delay) 的一段。

在工程開展前,政府口口聲聲承諾因只會在地底經過,不會對米埔生態環境造成影響,現在不是因超支延誤的問題,才只有數句的交代。看畢公佈文件,我更加擔心高鐵工程對米埔濕地構成的影響。

神秘難知的米埔大理石區??

原來,我們已將米埔段判給一間沒有足夠經驗處理的公司。立法會文件報告稱,中鐵因沒有經驗技工(experienced operatives)、地底鑽挖緩慢、並於黃崗鑽挖工程中出現「致命的加固崩潰」 (fatal reinforcement collapse),就是高鐵在香港米埔段延誤的主因。那麼為何會「地底鑽挖緩慢」? 報告再度指出一種「賴地硬」的觀點:

有留意東南亞足球嘅球迷,每每經過銅鑼灣渣甸坊天香牛什大王附近,個頭定必會向上望,因為唔知幾時開始,個度就有支阿雷馬旗掛左出黎。一路都好好奇,究竟旗幟入面係乜野光景,有人估係球迷基地,有人估可能屋主十分喜歡阿雷馬。今日就由喺香港打工既阿雷馬女粉絲(Aaremanita)帶大家解開呢個迷!

旗幟掛喺一樓,自然要行上去望過究竟。從樓梯行上去,就已經見到"Baso Arema"既貼紙砌在梯級之間,再行幾步,會見到另一塊巨型橫額,上面寫上"Baso Urat Arema",配上一隻造型勇猛既獅子,以及一碗類似湯既物體。

文:Wing

四月二十九日,和平佔中發起人之一戴耀廷在《蘋果日報》發表了一篇名為「香港要怎樣的資本主義」一文。戴教授在該文明言「普選才是本地資本家的出路」,向本地資本家喊話,希望他們倒過來支持真普選的用意明顯。到五月三日,《蘋果日報》發表了一篇戴耀廷和練乙錚的對話,兩人都聲稱真普選要靠資本家。

三位佔中發起人過去多次走訪基層勞工團體宣傳佔中的理念。這絕對是值得肯定的。正由於戴教授曾積極爭取這些組織的支持,絕無理由不明白從基層勞工的視野來說,當下香港的不民主政制最荒謬之處正是它保障了資本家的利益。雖然基層勞工運動不是沒有成果,但進展緩慢之餘,現況和理想仍然有很遠的距離。普選雖不會保證基層勞工的生計會立刻有顯著改善,但說到底都是扭轉階級力量懸殊過種中的重要一步。

怎能寄望於本地資本家?

今次戴耀廷向本地資本家喊話,不但是無視了基層勞工視角,也忽視了過去三十年的香港的政治發展歷程。基本法將低稅制、資本主義和高度保守的政制寫進內容中,本身就是八十年代中共與本地資本家合流的結果。

沒錯,香港相對健全的法制可以令到資本家相互角逐時未必像大陸的那麼污煙瘴氣。但不論是港英政府還是特區政府,偏袒個別財團的例子也是屢見不鮮。近來香港的郭氏兄弟案、澳門的「大劉」案也正反映出所謂本地的資本家並不如戴耀廷所描繪成的那麼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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