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綜援低收入聯盟（下稱關綜聯）及深水埗見光墟關注組（下稱關注組）過去積極推動地區墟市發展，早在2011年開始組織深水埗午夜墟基層檔主。夜墟檔主擺檔謀生一直被現行的小販政策視為「非法擺賣行為」，檔主不時被食環署控告及驅趕，極其量只能在午夜及凌晨等「唔見得光」的時份擺檔。關綜聯及關注組於近幾年間積極舉辦「見光墟」假日墟市活動，讓被打壓的夜墟小販檔主能夠合法和安全地擺檔。舉辦「見光墟」，一來能夠爭取社區人士認同及支持基層市民透過擺檔自力更生，二來希望開拓基層墟市於現存政策下發展的可能性，同時喻意基層檔主可「重見光明」，靠自已雙手工作生活得以被社會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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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放在國外這兩個多月，最為難熬的並不是神經官能症狀所帶來的不便，亦不是接受非藥物治療，這些身體必須承受的嚴苛修正過程。因為作為一種世俗的物理現象，肉身的痛苦本就可憑藉精神上的滿足加以慰解。
但很可惜的是，脫離了香港慣有的無障礙閱讀支援工具，我根本無法在這兒讀到任何安慰心神的著作，唯一的渠道就是用手機連上香港盲人輔導會的網上錄音書館藏。當然，這個一直棄置於藝發局或康文署機制外的圖書機構，對於它的館藏實在不該有何期待。但很僥倖地，過去管理這個蚊型館藏的盲人，總是偶爾收入了一些香港文學的著作。這數月間，我重聽過西西的《我城》、《候鳥》、《我的喬治亞》；董啟章的《名字的玫瑰》；黃碧雲的《七種靜默》及《媚行者》；鍾曉陽的《哀歌》；也斯的《島和大陸》。書種不多，但總算是本土文學作品，但是香港文學就只有這幾本了。
事實上，我真想聽聽的還有好多散文小說和詩集，我想聽聽那個叫鍾偉民的詩人大叔和甚麼小華的詩人嬸嬸，即使他們平日在面書發文的態度如何古怪、作品題材如何沉悶，但我相信他們也是認真、誠實和語文好好的作者。
攝：Manson Wong
新媒體在傘後前景黯淡嗎？答案可以是或否，視乎你如何看待。
我的答案也是「是」。
最大的原因，是無論新舊媒體也需要面對的大環境。在傘後的新聞自由，始乎並沒有甚麼改善，甚至可以說是惡化了。傳媒採訪仍然十分困難，除了在現場受警察阻撓（昨日記者在採訪光復行動時被查身份證）甚至襲擊外，一些「正常」的採訪活動也面對愈來愈多的困難，立法會擬收緊採訪指引、政府繼續繞過正常渠道，改以「知情人士」、「匿名人士」放風，拒開記者會改以「小圍」形式發佈消息，對傳媒提問拒答等等。商業傳媒機構面對的商業壓力以及政治壓力，也是愈來愈緊，記協最近發表的調查，也印證了記者內部的不安。
還有的就是媒體內部運作模式的問題。
傘後各大媒體加大力度，投入即時新聞及facebook專頁的經營，這無疑是傘後最大的啟發。雨傘運動期間，市民對即時消息的渴求，而各網絡媒體大多依賴facebook傳播消息，從各媒體的「讚好」數目暴增可見即時新聞及facebook的重要性。
傳統媒體變陣回收like數
如果有一天，堅尼地城等西區地方，也好像上水、屯門般，迫滿水貨客與自由行，老店紛紛換作藥房、金鋪，你會有什麼感想？
在二零一五年，這已經不是一條假設性問題，而是一個極可能發生的惡夢。
當上水、屯門因一簽多行迫滿水貨客與自由行，令居民生活大受困擾，一向媚共的港共政府卻一直無視問題。而保皇黨不但不為市民發聲及勸阻政府，反而為虎作倀，打算將本身遠離重災區，但存在蘇豪化及旅遊區化危機的西區，推向水深火熱之中。
曾揚言北極有企鵝的民建聯副主席張國鈞，兩年前以中西區只有一條來往深圳灣關口的巴士線為理由，強烈建議增設一條來往皇崗與西區的巴士路線。近日他又重提往事，再次爭取這條皇崗巴士線。
這個安排恐怕對當區居民造成滋擾。近年來，中環以至西環海味街都很受大陸客歡迎，特別在新年期間，「篋神」佈滿海味街行人路的景象，教我十分深刻，沒想到香港發源地中西區，已淪陷到如此地步。若路線成功開通，隨時吸引更多前往海味街及新開藥房的「篋神」由堅尼地城直通巴站作出發點。想一想，絡繹不絕的「篋神」於西區的狹窄街道出出入入，所造成的交通及行人安全問題，對當區居民會帶來什麼樣的滋擾。從保皇黨提出的直通巴政策中，真正感到方便舒暢的，除了商家等得益者，應該是從海味街及新開藥房走水貨上大陸的水貨客。
奧圖伯伯是斯巴達的老球迷。
足球從來不是一門你買我賣的生意那麼簡單，球迷與球會之間也非顧客與商店般充滿利益私心的關係。故事要由一宗劫案說起，在俄羅斯冰冷的土地上，一個離莫斯科1500公里外的小鎮，有位102歲的老伯伯，名字叫Otto Fisher。奧圖伯伯是莫斯科斯巴達的球迷，甚至可以稱得上為最年老的球迷，他廿多歲就開始支持斯巴達，至今都有八十年。
那一天，奧圖伯伯在家中拿出積蓄，正打算寄些錢給在烏克蘭首都基輔居住的孫女。此時，敲門聲響，伯伯把錢在一旁，走去開門，門前那人自稱社工。伯伯就招呼社工入內坐，之後就會準備茶水招呼他。怎料，當伯伯走回客廳時，發現社工不見了，最重要的是，連他的錢也不見了。明顯地，那人根本不時社工，而是一名賊人！
賊人偷走了奧圖伯伯73萬盧布的積蓄，大概10萬港元。這宗劫案的新聞引起莫斯科斯巴達高度關注，球會當然不懂捉賊，為伯伯搶回積蓄，但他們馬上想辦法幫忙伯伯。首先，球員在更衣室發起籌款，同時球會開設了一個戶口，讓公眾都可以捐款幫助伯伯。斯巴達更加決定，將4月4日聯賽對古賓的部分門票收益捐給伯伯。
圖：天水圍天秀路園圃，僅佔地僅0.1公頃，附近大量空地明明規劃作「休憩用地」，但卻被鐵線網包圍。
全世界推崇都市農業，善用市內空間推行社區園圃，美化環境之餘，亦提供食物，更加建立社區互相關係。2014年底香港政府推出的《新農業政策》，建議動用數以十億元的公帑買地，建立一個70﹣80公傾的農業園。但整份諮詢文件卻對都市社區農業隻字不提。土盟發起「全民搵地，公園種美食」，邀請全港市民找出空置的、高度石屎化、管理不善等問題公園地，釋放作社區農場，活化公園。市民響應，短短４日已提議超過30個地點 。
社區農圃供不應求
康文署推行社區園圃超過十年，暫時全港仍只得22個社區園圃，總面積得2.4公頃，僅佔康文署管理的公園及花園用地0.25%。然而社區對農圃供不應求。現時不少市民為要種植，被逼要跨區參與，又被逼動員十多名朋友報名，以增加中籤的機會。
3月27日新聞報道，財政司司長談到第三條跑道時，呼籲：「希望反對 [三跑] 的人不要視為零和遊戲」。（註1）
但是司長應該注意，「零和遊戲」概念來自機管局本身，他們提出興建三跑的主要論據是「增加競爭力」。機管局強調隣近的機場都有擴建計劃，認為如果不建三跑，會「輸給」隣近機場，為了提高香港赤鱲角機場會的競爭力，香港必須興建三跑。他們視周邊珠三角機場為敵人，而且人家擴充香港便會少了份額，這個說法是典型的「零和遊戲」思維。
反而是反對三跑的民間不認同「零和遊戲」，建議機管局應該與隣近機場協作，藉着它們尚未飽和的跑道系統，發揮廣義的「香港第二機場」功能，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珠三角航空業。（註2）
司長最好盡快教育機管局，不可以視航空業為零和遊戲，以致錯判廣州、深圳、珠海和澳門是對手，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並因此得出三跑非建不可的結論。
機管局必須記得赤鱲角機場的「國際航空樞紐」定位，首爾和新加坡才是香港的對手，機管局應該立即放下成見，放下貴而無當、有害無利的三跑項目，改為跟隣近機場協作，戰勝共同對手，把珠三角建設成東亞最高效率和網絡最寬的國際及中國航空樞紐，一齊做大個餅，大家都得到益處。
這個策略本小利大，用腦不用錢，又會加強與珠三角兄弟城市的友好關係，有珠三角地區作為香港的腹地，對香港的長遠經濟發展有極大好處，何樂而不為？
（獨媒特約報導）「添美藝墟」在3月28日於添美道開幕，以後每月逢第二及第四個星期六都會舉行，擺放攤位讓市民欣賞及領取在雨傘運動期間衍生出的藝術品。主辦人之一Wini指，運動期間貼滿連儂牆的海報令自己覺得香港人是創意無限的，不過清場後這些藝術品開始消失，Wini不想埋沒有意義的藝術品，因此與其他擁有同一信念的人籌辦了「添美藝墟」，除了希望激發更多創意和推廣民主的重要性，還提醒當權者應要用愛和和平保護市民。市民亦用不同形式參與的墟市，為香港打氣。
想一想，您對上一次從田野中捏一把泥土在手是甚麼時候？一週前？一年前？還是根本找不到這片記憶？但您把田野中長出來的蔬菜瓜果放入口中，還不過是幾小時前的事吧。
大部份香港人是城市人，農田離開我們那麼遠又這麽近，雖然我們生存非要倚賴農耕不可，但現代社會的精細分工容許我們毋須關心農耕，甚至帶點鄙視心理，因為「耕田點會發達亅。
這本書的可貴之處，正是推翻我們的固有思維，「發達唔係大晒」，重新審視農業與香港人的貼身關係：看來無關痛癢的農業，如何對生態環境、經濟發展、科技產業和社區規劃，以至特區政府天天放在嘴邊卻雷聲大雨點小的題目 － 房屋與土地開發，發揮千絲萬縷的影響。鄒崇銘、姚松炎兩位學者和一眾作者，補足了我們對香港社會認知的一片空白。
我今年初有幸參加長春社舉辦的塱原收成節，親手翻開泥土，體驗發現馬蹄和慈菇的喜悅，但內心難免有不勞而獲的羞愧，因為耕種時的辛勞全由每天早起晚歸的農友付出。只愛收成，不願耕耘，不正是涂毒香港人的「中環價值」嗎？
圖：蘋果日報
第二次看《五個小孩的校長》，這次還有Lilian、Alvin叔叔、元岡幼稚園的老師、同學和家長一起看。或許大家都會首先把注意力，放在呂校長的愛心和奉獻精神，放在電影溫情和勵志的一面。這當然十分重要——尤其對刻下充滿負能量的香港，的確十分重要。
但當有機會靜靜地再看一次，我卻更能細心地體會故事的另一面。這不再是人與人之間的故事，而是關於社會制度的故事。電影開宗明義地告訴我們，呂校長和丈夫與香港眾多的專業中產一樣，對吃人的體制充滿怨氣，而彷彿他們的唯一選擇，就是離開——選擇提早退休，選擇環遊世界...事實上，對不少香港專業中產來說，他們所需的已不再是三餐溫飽，而是個人抱負的自我滿足。但顯而易見，在就連教育也高度商品化的今天，這些卑微的願望已變得遙不可及。
而因為一次偶然的機會，呂校長看見了這個社會的另一面，這是九龍城名校、豪宅屋苑和中產生活模式以外，又或可稱為「離地中產」以外的世界。這裡不但有社會底層、弱勢群體、貧富懸殊，有「不幸」和「需要扶助」的人；這裡更加有地產霸權（收地迫遷）、社會不公平（恃勢凌人的村委），存在活生生的、被吃人體制壓迫得更透不過氣的人——而他們根本沒有選擇離開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