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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新政治組織「青年新政」今日（3月29日）舉行記者會，表明成立目的是「議會革新」，聲言要以「公平公義，港人優先」為原則，考慮參選今年區議會及明年立法會選舉。他們又表明和泛民理念有分歧，不會參與和其他政黨的區選協調機制。
本土優先 不會與泛民協調
「青年新政」召集人梁頌恆表示現時政權荒謬，議會革新才能令香港有轉變。他認為現時政黨不願和市民溝通，議會及議會的資源是屬於香港人，所以先要重奪議會：「防止區議會淪為利益輸送的工具，香港需要建制及反對派以外的第三勢力。」他又強調會從下到上，先在今年重奪十八區區議會，並在來年挑戰立法會。
梁又強調「青年新政」會從本土出發，如先確立香港人身份認同。他認為應捍衛本土文化，如保衛繁體字及長遠做到水電等必需品以自給自做為目標。
《雛妓》探討的不是雛妓問題，而是父權社會中一個又一個渴望被救贖的女性。
二十一世紀了，高學歷的女性多了，能賺錢能掌權的女性多了，人人自由戀愛了，但男女有平等過嗎？至少在愛情或婚姻的話題上，沒有。
電影中選擇兩個地方作故事背景──香港和清邁，一個國際都會與一個發展中城市，然而，兩個地方的女性，內心都不自由。
何玉玲母親帶著她改嫁，她說母親讀書不多，但很能掙錢，原因就是她懂得找男人幫忙，何玉玲的後父雖然並非富貴人家，但足以養活一家四口，相信何玉玲的母親在遇上這個文具店老闆前，害怕的就是跟女兒沒有安穩生活，於是，為了所謂的安穩，她放棄了守護女兒的貞操，寧願背負一生的歉疚，對女性而言，安穩大於一切，大於是非黑白，大於道德。
雖然後父作出恐嚇，何玉玲的母親可以作出反抗嗎？可以，但她沒有開門。
今晚又轉涼，想起兩年前的今日，也在同樣清涼微雨的晚上，在葵涌貨櫃碼頭開始，長達40日的碼頭大罷工。那是我第一次落力投身支援大型工運。
如果要選一樣工潮留下的最重要經驗，我會說是「工運政治化」的方向。
不利罷工的香港經濟結構
香港搞罷工不易。除了因為極缺乏工會權、談判權、罷工權此勞工三權的法律保障外，更重要是香港的經濟結構，非常不利產業工人罷工。香港作為以服務、金融、旅遊、貿易為主的結構，不是傳統的大工廠生產模式，難以做到廠房組織打工仔的工作。而香港這些服務行業亦 favour 一種員工對客人／老闆的順從心態。打工仔在公司受壓，通常都不會在職場去做罷工抗爭。
但是，香港打工仔普遍是感到政府及老闆對他們的層層剝削的，例如質疑為何分享唔到經濟成果？為何要肥上瘦下？為何買唔到樓？為何人工跟唔上通漲？為何要起大白象基建但都唔改善民生？隨著近10年表面的GDP愈來愈好（主因聯繫匯率及信貸泡沫），民怨的累積也愈來愈大。
非政治化的「勞資紏紛」到樽頸
在費托的胸前，寫住「巴庫2015–首屆歐運會」。
其實，1200萬歐元一年心口贊助真的十分抵，因為曼聯球衣心口贊助雪佛蘭年均贊助費高達5300萬鎊，價格是馬體會的6倍！論成績，馬體會是西甲的前列分子，歐聯黑馬，影響力有上升的趨勢。雙方首年合作愉快，就再續約至今年夏天，心口贊助亦換了個樣子，變成宣傳阿塞拜疆舉行的首屆歐運會。
阿塞拜疆位於高加索地區，在哈薩克、俄羅斯、格魯吉亞附近，是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在蘇聯解體後獨立。他們現在跟阿美尼亞有領土爭議，與伊朗關係緊張。阿塞拜疆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主要出口石油及天然氣以賺取外匯。靠石油及天然氣，阿塞拜疆富裕起來。
阿塞拜疆的地理位置。
有利，就自然想有名，尤其阿塞拜疆本身是個名聲欠佳的國家。阿塞拜疆的貪腐問題非常嚴重，在去年的國際貪腐指數排行中，該國於175個國家中排行126。據無國界記者協會的統計，阿塞拜疆是言論及新聞自由最低的歐洲國家，在180個國家中排160位。雖然有900萬人口，但只有5份獨立的報章，這些報章還一直受國家打壓。
新加坡大家長李光耀逝世消息，成了香港不少傳媒的頭條新聞。這名以「嚴父」自居的政治人物，統治的座右銘是不求人民愛戴，只要人民畏懼。他利用鐵腕手法，利用法律上的誹謗罪，甚至以內部安全法未經審訊拘禁異見人士，把新加坡人治理得「貼貼服服」。
當然對於灰記這類反威權／權威，討厭家長制的人，李光耀是個反面人物。他「效法」蔣介石，搞隔代父傳子的那套封建 東西，把新加坡變成他的家族事業，更令灰記鄙視。但對崇尚威權者，包括不少本地建制派以至一些本土右翼人士，李光耀卻是值得推崇的人物。香港於九七後社會矛盾不斷激化，市民怨氣日重，示威抗議無日無之，在一些追求「穩定和諧」的親建制人士心中，與香港面積和人口相差不遠的新加坡，因為市容整潔，居住環境遠勝香港，便成了艷羨對象，甚至有傳北京也希望香港能和新加坡一樣進行威權式管治。
李光耀支持中國「六四」屠殺，支持鄧小平與他一樣搞專制資本主義，一個聲稱反共的獨裁者和一個聲稱共產主義者的獨裁者，可謂「惺惺相惜」 。而他的獨裁專制，因為披上反共面紗，亦受香港一些本土右翼人士的支持和體諒，認為當年新加坡被極端思想的鄰國包圍，加上來自中國支持的馬共( 但不管馬共領袖陳平後來變成了中共的傀儡，他在抗日和對抗英國殖民主義的貢獻遠比李光耀大)，因此不得不採取強硬統治方式，避免國家被極端分子滲透。(見三月廿五日《蘋果日報》評論版《李光耀的中庸之道》作者黃世澤)
因為「文學綜援」的討論，我想起自己的第一本書，《輸水管森林》，也是接受藝發局資助而出版。那是九十年代末，那個獨立出版社，沒有雄厚的資金支持日常運作，所以，那裡出版的每一本書，都是由資助支付印刷及各種費用。記憶所及，那出版社出版過董啟章的《名字的玫瑰》、羅貴祥的《慾望肚臍眼》和郭麗容的《某些生活日誌》。
那個年代，許多本地文學作品，必得依靠資助才能出版，其中一個原因，是這裡跟其他城巿不同，這裡並沒有「文學出版」的傳統。即是，一般出版社並不認為，出版文學作品是一件必須而有價值（那價值不一定以銷量衡量，而是作品給人帶來的在精神和內心層面的東西）的事。
這裡畢竟是個獨特的城巿，因為世上鮮有另一個地方，如此輕視自己的語言、文化、文學和藝術。
這個年代，許多本地文學作者，再也不會申請藝發局的資助，因為過程異常繁瑣和令人疲累，而有更多熱愛寫作的人，甚至不再在乎是否出版或發表。部份較資深的作者已不再在本地出版作品，即使他們早已不需仰賴資助。何必呢，本地讀者數目不多，一般出版社欠缺出版文學作品經驗之餘，條件又令人灰心。有些想要從事寫作的年輕朋友來問我出版的意見，我忘了當時自己說過什麼，只記得心裡想的是，如果你想要繼續寫作，盡快長出一雙翅膀，然後飛走。
最近，遇見一道難題，害我苦思好幾天，事情是這樣的：早前，電視台監製正籌備專題節目，內容大致圍繞「香港消失中的價值」。而很慶幸，野豬的題材被納入考慮之列。於是數月前和監製漫談起來，研究內容的報導角度和拍攝的可能性。
一談動物的價值，大家大概已經立刻聯想到家中的寵物，牠可能是一頭八哥、一頭唐貓、一頭鸚鵡，甚至可能是一頭刺蝟，牠們是養主的伙伴，同時也可能是養主的親人，價值就是提供心靈寄託；而牛耕田、馬拉車、海豚表演，順理成章也變作人的生產或生財工具，價值不言而喻，但野豬呢？牠們作為香港陸上最大型的哺乳類動物、悠久的原居民，為何長久以來彷彿被視作為垃圾，生下來就註定遭捕獸器殘害或娛樂獵殺嗎？
數月來很多人談論保育與城市發展的議題，兩者好像是「水火不融」。社會上大至有兩個派別的人士: 有一個派別的人認為香港土地供應不足，倘若港人連住屋問題都解決不來，又何來有閒情日緻欣賞自然美景呢？再者，他們找來所謂的「經濟學者」，以「極簡化」的方程式計算郊野公園的經濟價值。美其名是想說明四成的郊野公園表積是太多了，少一成也沒有所謂。其實是，當少一成也沒有問題時，「經濟學者」就會建議再少一成，直至大部分綠色的地方被移平。
作為一名大自然愛好者，我不認同上述派別人士的觀點。很自然地，我就是屬於另一派別的人士 ─ 保育不一定是城市發展的包袱，而是城市發展的必需品。
（獨媒特約報導）香港足球代表隊明日(3月28日)主場迎戰關島，其中一個焦點是來港超過十年，早前成功入藉成為「香港人」的法圖斯。而近年入籍球員的增加，令香港隊看似頓時有希望。獨媒專訪了有意入籍的巴西球員伊達，看看巴西球員眼中的香港地，談談香港足球。
在巴西，踢職業聯賽的都是專業球員，不過這裡是香港。2007年時，伊達接受當時為南華助教列卡度的邀請，來到香港，初來報到卻幾乎嚇得落荒而逃，甚至有衝動要立刻買機票回到巴西。原來伊達看到當時香港球場訓練場地：「根本一點也不專業，訓練設施非常差勁。」香港的球場借用情況遭人詬病，矛頭直指康文署，康文署工作人員「執法」嚴荷，令不少職球員都有異議。「練波都要俾人趕，球員點會有進步？」
然而，伊達最後選擇留港發展，而且一留便是七年。他慶幸在球場外令他感到非常「舒服」：「薪金幾好啦，加上都總算發展得不俗，班主都常常鼓勵我，依加我係香港人啦！」伊達憑著出色的個人突破能力、罰球技術及百步穿揚的遠射能力，贏得不少榮譽和掌聲。
圖：HKFA
巴西人眼中的香港
這個星期日，港鐵西營盤站啟用了。
西營盤站堪稱全港「藝術氣息最濃厚」的車站，牆上佈滿區內庶民生活的剪影，其中一架升降機畫上第三街的德昌泰米舖，老闆在舊牌扁前頂著皇冠歡欣滿溢，藉此突出社區「文化」與「特色」。現實中，老店早已因唐樓收購而結業，此情此景已不復見，同一塊土地上正擬改劃成一棟廿八層高的插針酒店。
第三街15-19號現址地盤，靜靜殘留著前唐樓地舖踎廁的痕跡，小小的三個門牌將會化身為一座28層高、坐擁96間房的酒店。這幢突屹於沉實民宅群之中的插針酒店，乘地鐵通車之勢，針對旅客提供僅兩米乘兩米面積的客房，賺盡每吋空間。
但這只屬區內「去舊迎新」的冰山一角。
在香港剛公佈為大富翁世界版全球第二名、擁有最貴藍色地皮的同時，這個金錢遊戲更在西環區玩到「盡」，投資者大手買入排排街舖目標要打造成West SOHO之際，「酒店大亨」戲碼亦正密密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