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運過後,霍震霆領導的港協暨香港奧委會(下簡稱港協)已準備討論是否爭辦2019年亞運會;而足球金牌到手後,要求政府增撥資源發展足球的聲音更是不絕於耳。然而,體育界所面對的問題似乎不單是政府的支持是否足夠,體育界自身的管治是否完善更值得關心體育的人士關注。繼有柔道運動員在東亞運期間發起「香港體育苦主大聯盟」上街抗爭後,今次到女子花劍項目的運動員遇到難題。
採訪:eg9515, wing
劍擊是香港的精英體育項目之一,但其實只有男女子佩劍、男子花劍與女子重劍四項被算作精英體育項目之內。而女子花劍與男子佩劍的運動員都不能在體院受訓。因此,女子花劍運動員一直只能自費訓練和自費參加比賽。即使如此,女子花劍運動員近年在國際賽也能創出佳績,在零八、零九年的亞洲賽都能奪得團體賽銅牌,成績媲美四項精英項目。
2月13日下車時所拍的照片:原應於16:06到站的G1041次武廣高鐵,結果17:53才到站,足足遲了近兩小時!
春運兵團系列
每年的春運,均是牽涉全中國社會最重要的事。春運連繫到的,是中國的人口、政治、經濟及交通政策。2008年,華南大雪,春運停滯,廣州火車站一片混亂。今年,武廣高鐵投入服務,當局聲稱高鐵有助分擔春運的運輸壓力;同一時間,當局在華南多個火車站實施討論多年的「實名制」,一方面為打擊黃牛黨,同時亦令沒有身分證的民工「被低速」,被迫不能乘火車回鄉;有趣的是,「實名制」卻不適用於高鐵。高鐵高昂票價,令客量欠佳,平均只有約四成。另一方面是,當局在春運前削減了十三對往來廣州及武漢之間的列車,令一眾乘客「被高速」。究竟今年的春運,在高鐵開通後會否真正得到改善?而「實名制」的實施如何影響民工回鄉的方法?普通列車、高鐵及愈來愈廉價的飛機,他們所組成的運輸網絡情況有何改變?採訪隊於春節前一連四日,組成「春運兵團」直擊廣州南站和武漢站運作情況,以及週邊地區的拆遷戶現況。兵團並登上武廣高鐵的列車,看看能否感受到鄭汝樺的經驗。一系列文章和短片會陸續發表,請大家務必留意!
畫年畫:謝柏齊
寫大字:Roland Ip
美工:龍
張圖係咪正先?據畫者言,呢隻老虎仔係12年前幫某大學編委會而作的賀年卡,最後學校不敢把它發到內地,今日翻用仲多贈兩句,香港網絡仍然自由。
或者對於大多數香港人而言,發表和言論的自由並未有如現實中難以追求,因為平日在facebook(或blog、twitter、msn、plurk等)也只是在吹無聊水,頂盡也只是鬧鬧老闆呻一下工作,政治或社會的事不理,也就不會說錯話。
親愛的學弟學妹:
前一陣子,我在Facebook上,知道有義工正召集人手,往我們的母校中文大學捕捉流浪貓,替牠們安排絕育手術。原因是:中大的流浪貓愈來愈多,校方已下令不准師生餵飼。不難想像,如果情況沒改善,管理層的下一步行動,很可能就是打電話去漁護署,放捕貓籠,然後,四日後,當大家在上課、在飯堂排隊買飯、商量習作要怎麼做的時候,曾經也在校園生活的貓兒,會被施以毒針或毒氣處死。所以,義工又得犧牲個人時間金錢精力,控制貓的數量,希望管理層網開一面。
於是我想起你們交給我的一道難題。去年十一月,我到中文大學崇基學院主持了一次「語文夜話」講座,題目是「動物文學」。講座完結後,我們一起用膳,談到動物權益的種種,談到城市發展與動物生存空間的矛盾。期間,你們中的一個,提出這個問題:
「雖說動物也有生存權利,可是,如果就在我住的屋苑附近有野狗出沒,威脅居民與路人安全,那又應該怎辦呢﹖」
在今日,內地維權人士譚作人被裁定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成立,判囚5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法院是以譚作人的六四文章而定罪,然而導火線則是譚作人揭露四川地震豆腐渣工程,指明有關工程對學生造成的嚴重傷亡。去年2月,譚起草《5.12學生檔案》,呼籲進行深入的死難學生的公民調查。譚作人妻子王慶華及律師浦志強表明上訴。在法院宣判的同時,香港有多名市民在早上九點半到達中聯辦門口,宣讀譚作人先生未能在法庭上宣讀的自辯書,並抗議以言入罪,政治判囚。今晚八點,已放映譚作人的《公民調查》及艾曉明的《我們的娃娃》影片二十多次的自治八樓,將到旺角行人專用區再次放映,揭露大地震的死難真相。
示威人士於早上九點半左右抵達中聯辦後門,警方已如臨大敵,佈下重重鐵馬及近百名警力,阻止示威者前進,當時示威者只有七人。在理論一番後,示威者轉到後門,宣讀譚作人的最後陳述,並高唱《我們時刻在一起》。約十一點半左右,其餘示威者在聞判後抵達,在西區警署集合後遊行至中聯辦正門,有示威者剃頭及苦行抗議。警方在是次示威中多番留難示威者,在出發前宣讀一篇聲明,部份內容如下:
上圖:甘浩望 下圖: Milani和他教導的孩子(網上圖片)
問﹕張彩雲
關注本土社運,1979年艇戶事件被捕人士之一
答﹕甘浩望
意大利神父,為香港邊緣社群爭取權益數十年,包括七十年代的艇戶事件以及港人內地子女爭居港權
高鐵撥款當晚,人稱「甘仔」的甘浩望神父剛從意大利回港。他聽說立法會外有「反高鐵」集會,連忙趕到現場表示支持。我當時並未看見他,但立法會通過撥款後數週,我一直想著要找甘仔,了解他對運動一些爭論的看法。
Lorenzo Milani:當服從不再是美德
我一直認為,甘仔雖然很少談他的信仰,但他是一個真正以信仰作為他行動基礎的人,因為他的行動往往超越了世俗的考慮而專注於對人的關懷。我和甘仔談了兩個多小時,談話中他提到Milani。回家後我翻出甘仔一年前送給我的一堆印刷品,其中一本只有47頁中英對照的書,書名是《當服從不再是美德——良心VS.服從:Milani的教導和對他的審訊》。
在反高鐵和80後被媒體炒得火熱的的時候,專上學生聯會和街工舉辦了一場討論會。講者包括林致良、陳巧文、蘇耀昌和主持周澄。講者中兩人是80年代出生的 (陳和周) , 另兩人則是生於60年代並於80年代便參與社會運動,這樣的組合隱含著社運的世代對話。當然,若內容不過是互相吹噓,我會懶得寫這份後記。
討論會的討論焦點不算複雜。概言之,林致良主要是表達他的期望,期望「80後」(作為新興社運力量的概括) 釋出的政治能量,能轉化為一份持久的民間力量,爭取政治和經濟公義,對資本主義制度作出更深度思考和尋求體制改進的運動。
陳巧文則主要在闡釋其自我定位,強調每個參與者的自發性、差異性和獨立性,對80後等標籤不以為然,認為在反高鐵 (方案) 運動,80年代出生的一群不過是其中一部份,毋用刻意誇大 (大概這是陳和蘇的最大共識),亦不認為有任何框架可把80後視作同質群體。針對這問題,主持周澄在開始的時候曾引用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論述,對這類論述引申的把現在年青人概括為「沒出路」、「後物質」等論述不以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