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捐款
穿着外判清潔工服飾的姨姨，皮膚黑黝黝，戴着竹條編織的大帽子，如果不是拿着掃帚，還以為是漁民。「我是村民，以前住係呢到，今日好熱，來以前的地方(馬灣大街)吹吹風」，純樸簡單的笑容，述說往日的鄉情，站在十多年前馬灣市中心柳花村，姨姨份外快樂。接着，二位清潔工伯伯走過，拉着大大木頭車，「放工了，我們去打魚。用網在碼頭網魚，好多泥鯭。」十多年前的收地，馬灣已不復了，餘下新鴻基的珀麗灣。地產取代生計，十年，村民從島主變作清潔工，只有偶而回柳花村海旁享用一下海風，類似香港的發展故事無日無之。
無心的保育
馬灣，人稱為小大澳，棚屋、艇仔、蝦膏和汲水門，二百多年的歲月，盡化塵土。發展容不下的歷史，尋不到昔日的痕跡，路牌只寫着被外人活化的「芳園書室」和發展商建立的「挪亞方舟」，過去的一切，馬灣大街、柳花村和舊碼頭，路標欠奉，不容易找出來。走入冷氣開放的三級歷史建築芳園書室，廿年代的學校，變成極度簡單四百多呎的展館。當眼位放着招牌為發展商新鴻基歌功頌德，寫着珀麗灣為馬灣帶來新的活力，經濟新方向。
（獨媒特約報導）今年年底的區議會選舉，深水埗又一村選區，很可能是由社民連的周嘉發對自由黨的李梓敬。
2011年人口普查，又一村選區的家庭平均月入是69,580元，而2014年全港平均的數字為23,500元。
這個選區，泛民支持佔逾六成，但在區議會層面，這些支持者似乎不會全都出來投票。2012年立法會選舉，代表「激進派」的黃毓民獲342票，是泛民候選人中最低，排尾二的則是民協的346票。2011年區議會選舉，民協的李健勤以555票不敵1,451票、號稱獨立的郭振華（現為經民聯成員及深水埗區議會主席）。
代表基層、激進的社民連選又一村，真係得？
家住又一居的周嘉發，正積極考慮參選又一村，原因？「自己選區自己救」。
近日尖東海旁公共空間的規劃申請，引起公眾對公共空間管理模式的關注。究竟怎樣的管理模式才能營造出理想的公共空間呢？除了政府官僚系統以及私人企業主導之外，香港公共空間的管理有沒有第三條路可取？
其實香港大部份休憩用地，包括多條海濱長廊均由康文署負責管理。然而，其視海濱為一般公園的保守管理方式屢受批評，例如被指欠缺多元化的活動、街頭藝術受到諸多限制外、飲食配套設施強差人意等，令香港的海岸線淪為乏味的空地。最近被受關注的星光大道的管理卻有點不同，星光大道雖為政府土地，但原來政府一直與私人發展商新世界合作，並安排該公司負責管理星光大道。可惜在私人公司的管理下，這片公共空間也不見得特別出色，星光大道更於2011年因欠缺新意及吸引力而被CNN評為「全球12大旅遊陷阱」之一。
為了讓海濱再注入動力及朝氣，新世界在康文署的支持下於今年七月向城規會提出活化尖沙咀海濱地區的計劃—計劃範圍包括文化中心以西的梳士巴利花園開始，經過星光大道，一直延伸到連接紅磡鐵路站的尖沙咀海濱花園。這計劃引起了公眾對公私營合作模式的憂慮及討論。
由呢一分鐘起，我哋就係朋友。
星期日去彩虹邨，遠遠望到一個行濕電的大鐘，鐘面寫著「李應記」，來到這間店名為李應記鐘錶舖，原本只想看看裏頭古老的格局和驗眼室，沒錯，眼鏡加鐘錶，左右兩邊，分明而有氣勢，老先生獨擔大旗，又真是運吉的我其實很可惡。老店主李先生以和藹的語氣開聲：「兩位，請問有什麼可以幫到你？」我望着他，有點不好意思的說：「我哋想睇睇先？」
然後，他又報以和善的眼神說：「你哋慢慢隨便睇吓啦。」我答他，好啊，唔該晒。然後，我偷偷望望老先生在搞什麼，白光管的玻璃枱上有個紙盒，那是裝眼鏡的，他在裏頭左翻右看，好像在找什麼。我站在店最正中的玻璃飾櫃前，望着裏頭的錶帶，再望望我隻手錶，戴了兩年錶帶扣位已經磨損，是時候了。
原圖見此。
近期在外國雜誌見到一個新名詞Creating Shared Value。三個好淺的字，加起來卻不明所以。
Creating Share Value，中文釋作「創造共享價值」，簡稱CSV。這個新概念來自兩位哈佛大學學者 Michael E. Porter 和Mark R. Kramer。兩人希望解決在新自由主義下， 企業賺取最大利潤而導致商界在社會，由歐美至亞洲，產生的認受性危機。企業不是政府，似與認受性沒有關係，實質是企業比任何人都清楚，它們需要有良好的形象。所以不少公司會捐錢給弱勢社群，會強調自己是負責任的企業公民。
兩位學者指出，捐錢做慈善，搞CSR項目未必足夠。他們提倡企業要放棄它們的短視與眼下的最大利益，在每年搞CSR之餘，更與在地社區合作，找出既可以賺錢，又可以改善環境及提升弱勢群體的方法。他們的想法是，將企業視為開支的慈善捐款，變為與社區共同得益的收入，用長遠、可持續的經營策略，與社區共同得益，企業由「奸商」變成「搵好錢」。
上回提到，平壤的城市面貌恍如一個現代主義城市的實驗場。首先，筆者承認，忽略了讀者可能會有「現代主義=好」這個先入為主的觀念，因而誤解了整遍文章的內容。先前解釋得不清楚，因此這裡需要先作補充。
現代主義城市設計，為工業革命時代的惡劣城市環境，提供了一個出路。極度理想化的烏托邦概念，希望為人們帶來幸福美滿的都市生活。然而，整潔和諧的城市立面，背後蘊含着極端的控制和規範。如此的城市設計並非共產國家獨有，例如新加坡的說所謂「花園城市」概念，就是這種被廣泛「管理」的城市的好例子。一念天堂一念地獄，「烏托邦」和它的相反-「敵托邦」從來都並存。這是現代主義的致命傷，亦是當代建築界對現代主義的批判。平壤的城市建築實驗，充分演繹了這個缺陷。香港的一些新市鎮如天水圍、將軍澳等卻仍然依據這種唯物的哲學去規劃和設計。希望平壤實驗，可以為這種風格的未來找出方向。
（獨媒特約報導）新任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黃繼兒日前出席無綫新聞節目《講清講楚》，他表示目前有關洩露私隱投訴的檢控門檻過高。黃繼兒強調，過去在取證、舉證和檢控上的標準比較高，所以在執法外，必須加強自保。「希望能教導香港人不要輕易留下『數碼腳印』。」
談到近日盛行的電話速銷罪行，黃引述剛生效兩年多的條例，即在未有同意下使用個人資料而在直銷電話中宣傳或推廣，最高刑罰是罰款50萬或監禁3年。另一條則是將未經同意的資料披露出去，而意圖得益，刑罰高達5年監禁和罰款100萬。而13年至今共有約40宗案件轉介予警方，正在審訊的則有3宗。
黃提到相關案件和一般刑事案件的標準一樣，舉證的在控方，並需要達到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被告犯罪。他舉例不少案件的控告人都是一時氣盛下去報案，加上記性不太好，證據的質素可能削弱。
他在節目中又表示，從近日的調查中發現，每年約有一萬八千宗查詢，一千七百宗投訴，當中只有三成可以跟進。另外的一半人在去年12個月內有作投訴，另外沒投訴的35%中的人發現洩露資料的是親友。
他認為香港人對保障個人私隱的意識已有所提升，但對相關權限、範圍和責任的認知仍有不足。他希望能加強保障權的限制和責任自保的責任，深化專重別人私隱的文化。
建議立法或以行政措施保障市民公開資料
年輕合約教師需要每年與學校續約，無法轉為常額教師以穩定發展教育事業，近來愈來愈多有心人討論。在學生人數下跌和教育局「闊佬懶理」的情況下，筆者估計問題仍會持續至少十年。而讓合約教師問題更荒謬的，莫過於小數位教師的出現，即0.7、0.5、0.4甚至0.1教師。本文將介紹小數位教師出現的原因。
香港資助學校的教師編制是按《資助則例》固定的，教育局會按照教師與班級比例(T/C ratios，行內又稱為班師比) 計算每所學校教師數目。以一間24班中學為例，T/C ratios編制教師數量如下：
初中：班師比例為每班1.7位教師，12班即為20.4位教師
高中：班師比例為每班2位教師，12班即為24位教師
全校：20.4+24=44.4位教師
此外，教育局為支援學業成績稍遜學生會向學校提供額外編制(ALA) 。學校取錄第三組別學生，每班初中會獲額外0.3名教師；取錄成績最弱一成的學生，每班初中會獲額外0.7名教師[註1] 。計算T/C ratios和ALA後，通常資助學校的編制教席不會是整數。2009/10年度前，教育局以上捨入數 (be rounded up to the next whole number)方式提供整數的編制教師 (即44.4個教席上調至整數45個)，方便學校計算編制教席。上捨入數後，學校實際上會多了小數位教席。
原圖：港台
康文署與新世界發展期下的「非牟利公司」持續基金有限公司合作，就活化尖沙嘴海濱計劃簽訂為期二十年的管理合約，以「取代」現時餘下九年、新世界發展期下星光大道管理有限公司的星光大道管理合約。
康文署副署長吳志華上周四表示，營運的開支和收益則由新世界旗下的非牟利機構負責，以收支平衡為目標，即使新的二十年後合約屆滿，而非牟利機構營運有盈餘，有關款項仍會撥歸政府；期間康文署只須每年向新世界交付一元的管理費。他又表示，預料擴建後「營運產生利潤的可能性亦不大，甚至可能出現虧損」。
持續基金有限公司董事為新世界發展執行副主席鄭志剛，以及執行董事紀文鳳二人，這已早經傳媒廣泛報導。無獨有偶，鄭志剛亦為新世界發展旗下新世界設施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該公司同樣亦是「非牟利公司」。
（照片來源／flickr Azwan Mahzan）
雖然推翻納吉不是凈選盟的訴求，但是在馬來西亞的政治現實，假使一場大集會能促成執政超過半世紀的執政黨礙於民意壓力而要他們的黨魁下臺，本身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改革」。不必追溯太久遠，光是看看從2007年第一次凈選盟大集會至今八年的變化，說明了上街這種取暖行為何其重要；而且，取暖的人越多，越能給其他蠢蠢欲試的人壯膽，為日後可能更重大的群眾運動儲備人力。我們委實應向這些年來用腳譜寫歷史的公民敬禮，而敬禮方式就是在2015年8月29日親臨吉隆坡獨立廣場，讓自己成為馬來西亞民主運動裡不再缺席的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