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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有一篇鴻文題為「左膠騎劫天仙局」得到流傳，小妹有興趣回應一下以正視聽。
「左」是原罪這一點就不花篇幅討論，有趣的是原來發起遊行的人會被評為騎劫自己的運動，這倒令人大開眼界。早在政府宣佈拒絕發牌予香港電視當日，若干網民 (包括陳璟茵及區諾軒) 快速自發建立網上群組聲討政府，這一點大概幾近自然反應，不需要「事先安排」。雖然兩位皆是左翼21成員，然而整個爭取開放電視行動實完全沒有在左翼21任何層面討論過，發起人及遊行申請人亦全無聯絡左翼21之舉，指責左膠 (如所指的是左翼21的話) 有份 / 全心騎劫實屬無稽之談。昨晚衝上台指責左翼21騎劫運動的，卻是陳璟茵的學苑莊員，指責原由是該等人士所屬的自治派一直不滿陳同學的左傾立場而予以喝倒，政治光譜不同卻激使有人衝上台搶咪亦屬不幸，亦被無限發大，令參與要求開放電視的朋友、香港電視員工反感。
至於說「左膠打算「揼波鐘」去到政總就「接手」個場，不費吹灰之力就騎劫」，這真是令人笑掉了下巴，良久托不上來。誠則毛議員在發起集會，舉行記招之時就不知道會有遊行至政總，也不曾跟遊行發起人聯繫而至當日六時突然被接手、被騎劫？這張照片是大家閒來無事合個照嗎？
群眾運動，目標要「客觀、具體、清晣、易明、有意義」。群衆運動靠的是群眾，群眾由個人組成。就個人而言，每一個人都要意識和肯定「自己就是力量」，多一個人便多一分力，一個都不能少。對組織者而言，個人是分散的，因此目標必須有吸引個人加入和凝聚逗留作用，形成群衆力量。「客觀、具體、清晰、易明、有意義」是目標必須具備元素，「要求交代」，不完全乎合這標準，可以作次目標，處置亦須小心，避免以「成功爭取交代」打完場，令真正目標溜走，含恨空手而回，為什麽呢？
1、交代了的解釋，是否合理、是否可以接受，見仁見智，難有客觀標準，內部商討易生紛爭，造成不和或甚至分裂；或被别有用心者使用犬儒、退縮言辭瓦解團結。
2、政府以行會保密和「司法覆核已展開」為藉口，堅拒交代，令士氣受折騰；或者交代內容點到即止，配以保密藉口，令溫和參與者以「見好就收」妥協放棄。
3、發展形勢上，已有愈來愈多建制議員同意披露行會更多資料，令「同意交代，反對發牌」的牆頭草有機可乘，引導輿論走向，若披露更多，客觀上會令「要求交代」的目標逐漸失去張力，令運動洩氣。
「為公義、不發牌、不罷休」的立場，以「發牌」作目標，不如「要求交代」或「公義行動」層次高，但勝在合乎運動目標的應有條件：「客觀、具體、清晣、易明、有意義」，只有「發牌」和「不發牌」，毫不含混，張力極大，兼且以「為公義」行頭，能觸動人心，理直氣壯。
草根.行動.媒體編按：
最近香港社會運動電影節上映連串社會議題，其中有專輯，講述南美國家委內瑞拉的窮人在經濟、政治、媒體上的自強大作戰的故事。有字幕的， 建議大家街坊去睇睇。以下這篇文章是放映小組寫的簡介，比起香港市民成日期待好一點的、有良心一點點的電視台出現， 委內瑞拉最窮的人已一早明白要自己掌握傳播渠道！委國政府都算係咁，立法合法化所有社區自主的電台！
文：第十一屆香港社會運動電影節 - 委內瑞拉放映小組
何謂草根媒體？
草根媒體對香港人而言，應是較陌生的概念，但我們可從媒體分類了解草根媒體的特殊定位。簡單而言，媒體可分成四類：
一）官方媒體：
如香港電台、英國廣播公司、中國中央電視台等。這類媒體的管理方式因地而異，偶有製作有關社會時事的公益節目，但由於擁有權全屬政府，決定權在政府，官媒難免被用作國家的政治宣傳機器。
二）商業媒體：
「核電有好處也有壞處。核電的好處是『高效、潔淨、零排放…』」這幾乎是所有上過中學地理課和通識課的人都會記得的「核電常識」，到現在仍是學生測驗考試必背的「標準答案」。教科書列出核電的好處和壞處，看似持中立持平，然而有沒有想過當中所謂的「好處」根本與事實不符？
核能污染、低效、昂貴、危貴、排碳
由34個香港民間團體組成的「反核之眾」指出，核電「高效」、「潔淨」、「零排放」等說法深入民心，但其實是核電公關集團精心泡製的宣傳口號，與事實不符。反核之眾認為，這種誤導民眾的「核能教育」早已滲入學校系統，除教科書外，廣受師生歡迎的科學館也擺設了傳遞相同訊息的展覽，中電又不斷邀請學校團體參觀「核能資源中心」，部份政府機構、大學研究中心、傳媒記者、甚至環保團體也有意無意成為宣傳工具，情況與戰後美國在日本推動的「核能教育」相似。市民長期被誤導的情況下，「發電燃料組合諮詢」就只能是政府與核電集團公關策略的一部分，認受性應該受到質疑。
香港核能輻射研究會成員葉柱政先生稱， 『核分裂』只是『核電廠運作』的一部份，『核電廠運作』也只是『核能發電』眾多程序之一，即使前兩者真的是『零排放』(其實核電廠運作也要消耗化石燃料)，也不等於『核電是零排放』。
因不在香港，反而帶點距離地觀察大集會期間，各運動持份者開始醞釀的矛盾，與及這場運動的一些特質。只依靠收看直播，與閱讀認識和不認識的集會參與者在社交網絡的陳述(美其名為散漫的網絡民族誌)，嘗試綜合了以下觀察。
1. 似乎許多參與者對「分組討論下一部行動」感莫名其妙(不是極抗拒的話)，因現場較早時段(香港電視員工集會期間)已凝聚了初步公眾共識，留守至特首回應及發牌，是香港電視員工採取的策略，也迅速得到集會者支持。「分組討論」出現的timing和場合變了錯位，而群眾亦非帶有這種動機和預備前去集會，以致「直接民主」的理想，在現場反而變成動搖參加者參與的障礙。
2. 集會明顯出現了兩群低度整合的主要組織者，而群眾無法弄清兩者的關係。在香港電視員工發言的時候，他們明顯是現場的領袖與維繫群眾的人物，另一班組織者，即開放電視行動的網民等(有大學生、有社運活躍參與者)，則盡力提供大型集會應有的支援。問題是，兩者的關係看來並不清晰。似乎在現場得到認受性的領袖，是前者，但前者並不在意領導群眾的角色。後者嘗試拾起前者遺漏的工作，但後者擔當這個角色，與希望impose的方法，看來與群眾的意願有大落差。開放電視行動希望強調讓群眾由下而上組織，但首先那極其困難，二來群眾已唯香港電視員工馬首是瞻，因此就有了錯摸。
是日，上午我在大角咀的海富苑，柏景灣做了「還我睇電視選擇權」簽名運動，有位街坊對我說：「我支持香港電視，是為了我的下一代，確保他們不會被洗腦」並簽下名字走了。
的確，電視是我們接觸最多的傳媒之一，假如電視劇的內容染紅或電視新聞自我審查的話，我們的腦袋難免無形無色被洗了。
完了簽名運動，隨即加入在銅鑼灣的遊行隊伍，大叫「不要黑箱作業，交代發牌準則」，在雲雲人海中，有位媽媽推住嬰兒車參與其中，她說: 不但為自己發聲，也為嬰兒爭取第五個電視台，不希望孩子長大後要看中央電視台， 所以即使多辛苦也要走上街頭 。
回到政府總部，黑衣人佔領政總，聲勢之大不禁令人想起上一年反國民教育的情況， 過了一年後的今天，很多人估不倒會那麼快就再到同一地方，同一種顏色， 同一個信念，不要洗腦電視，不要政治審查，支持香港電視。
政府洗腦的方法層出不窮,上年嘗試透過推行國民教育,洗我們下一代的腦, 今年在我們家家戶戶都有一台電視機下手, 透過考慮過一男子因素, 把一些不合意的電視台判死刑，只剩下其可以操控的，成為政府的電影台，成為其的喉舌，精明的香港人當然沒有上當。
今天政府仍然堅持審判過程是公義,實則極為黑箱作業, 難以令市民信服, 今年,有十二萬的香港市民不相信政府,政府的信心懸崖一天比一天危險, 政府會不會回心轉意,除了考慮一男子因素外，還有聽聽民意？
（獨媒特約報導）走上街頭的原因有很多，有的為了公義、有的為飯碗。對今天走上街頭的藝人而言，他們更希望團隊辛苦拍攝的節目能夠「出街」。為了播劇，他們已經準備好去盡！
白彪：決策不公難服眾
演員白彪從影近四十年，曾效力佳視、亞視及無綫，今次是67歲的白彪首次上街遊行。2012年，白彪加入香港電視，暫已拍攝三部劇集。他認為香港電視願意開拓新題材，當中不少都是其他電視台不敢涉獵，而且劇集製作認真，「有一套原定20集嘅劇集，播出嚟效果唔太好。老闆為左節目質素，寧願浪費幾千萬剪接到剩低9集，可見我哋係很認真地製作節目，亦都令我好有幹勁去工作。」
「我相信老闆王維基真心去出錢出力，希望做好香港電視節目質素，但最後（政府）連呢個機會都扼殺，我覺得好傷心同失望。」白彪坦言，自己以往是「梁粉」，認為應該要給予時間梁振英做事。但免費電視牌照經多年審理過程後，最終政府只用「一籃子」因素否決牌照申請，又以行會保密作理由不願公佈「死因」並不公道，政府決策令市民難以信服。
（獨媒特約報導）社會一直十分關注基督教群體如何看「和平佔中」，但香港教會過去較專注如何傳播福音，甚少談及政治和社會的議題，這漸漸在教會內形成忌諱，擔心討論佔中議題會破壞教會合一，以至令教徒不認識亦不懂得如何去談論這些議題。來到和平佔中商討期的第二階段﹣﹣第二次「佔領中環」商討日，今日(10月19日)「基督徒支持民主政改」4位發起人羅秉祥教授、胡志偉牧師、蒲錦昌牧師、馮智活牧師及和平佔中發起人戴耀廷教授，以「基督徒支持民主政改」(Christians’ Deliberation Day)為題，在石硤尾中華基督會深愛堂主辦了長達4小時的商討日，讓教徒去思考民主普選對基督徒的意義；如何辨識普選特首的不同方案；及教徒該怎樣理解「和平佔中」的行動。
今次商討日形式與首次商討日相類，經胡志偉、羅秉祥和戴耀廷先後致辭後，來自逾50間不同堂會的參加者分成14組，每組12至15人，在一位促導員帶領下，展開約兩小時的小組討論，由大組討論壓軸出場，最後大會在一片詩歌聲中完結。
作者／小花
時間／2013年10月18日9:09
《出版法》由1990年8月頒佈至今，已接近23年，原文本中訂定要設立的「出版委員會」和《新聞工作者通則》，因業界擔心官方色彩甚濃，因此多年來一直未達成共識。在2010年特區政府重新啟動《出版法》和《視聽廣播法》修訂時，在一片業界和公眾的爭議聲中，當局最終決定在更新的諮詢文本中，刪去設立「出版委員會」和《新聞工作者通則》的官方規定，改為由業界自行商討，此舉被視為業界反對官方以組織層面拑制新聞自由的一個里程。
三年貶眼過去，新聞局再重提《出版法》修訂，今次甚至打正旗號「只刪不增」，以為可以對傳媒工作者大派「定心丸」。可是看真一點，才發現只刪不增是真的，問題是刪除了的更多是原文本中對傳媒工作者的保障，包括刪去「初犯」和「以罰金代替入獄」的條款；但同時，卻保留刑罰在現存《刑法典》的基礎上加重三分一刑期的條例；另一方面，部分條文雖沒有增加、沒有減少，卻原來已默默地「更改了包裝和樣式」，當局解釋是與時並進的行文修飾，我們且不爭論這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