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不在香港，反而帶點距離地觀察大集會期間，各運動持份者開始醞釀的矛盾，與及這場運動的一些特質。只依靠收看直播，與閱讀認識和不認識的集會參與者在社交網絡的陳述(美其名為散漫的網絡民族誌)，嘗試綜合了以下觀察。
1. 似乎許多參與者對「分組討論下一部行動」感莫名其妙(不是極抗拒的話)，因現場較早時段(香港電視員工集會期間)已凝聚了初步公眾共識，留守至特首回應及發牌，是香港電視員工採取的策略，也迅速得到集會者支持。「分組討論」出現的timing和場合變了錯位，而群眾亦非帶有這種動機和預備前去集會，以致「直接民主」的理想，在現場反而變成動搖參加者參與的障礙。
2. 集會明顯出現了兩群低度整合的主要組織者，而群眾無法弄清兩者的關係。在香港電視員工發言的時候，他們明顯是現場的領袖與維繫群眾的人物，另一班組織者，即開放電視行動的網民等(有大學生、有社運活躍參與者)，則盡力提供大型集會應有的支援。問題是，兩者的關係看來並不清晰。似乎在現場得到認受性的領袖，是前者，但前者並不在意領導群眾的角色。後者嘗試拾起前者遺漏的工作，但後者擔當這個角色，與希望impose的方法，看來與群眾的意願有大落差。開放電視行動希望強調讓群眾由下而上組織，但首先那極其困難，二來群眾已唯香港電視員工馬首是瞻，因此就有了錯摸。
結果，執行困難的直接民主，無法蓋過集會要有領袖與結構的慣性，開放電視行動原本想避開領袖的角色，但還是成了de facto的的領導(如果他們不是代表/領袖，又怎會作代表接受媒體訪問？)，也讓它與香港電視員工們的關係，在公眾心目中變得混淆。可行的解決方法，或許是讓香港電視員工擔當群眾領袖(放棄直接民主的構想)，開放電視行動作適度支援，而且兩者先達成角色分工的共識。
3. 一位在報章擔任港聞的記者提出一點適切的補充：實驗由下而上的商討，需要極繁雜的準備，也要群眾有這個意欲。同時，運動若要以這個形式進行，亦要香港電視的員工理解並配合，但記者朋友的觀察是，香港電視員工對此有confusion，而導致開放電視運動的代表唯有自行嘗試領導運動的方向(宣布商討結果與接受媒體訪問時，並無與員工一起)。
這位朋友強調，「佔中的商討日，是有很清晰的組織討論和點票，每個方案有幾多組提出、幾多組支持，哪個方案最多人支持所以成為結論，都是很清楚的」，而這種高度結構，需要長時間準備和大量資源，開放電視運動在短時間內，未能妥善處理，也是自然的(對方也補充，「我明白在集會現場，分組和點票工作很難做得像佔中咁有系統，但不可能連最基本的統計和交代都沒有」)。
4. 一旦直接民主的模式遇上阻力，就會就無可避免自然過渡至比較有組織、有領導的群眾集會(即使很刻意消除層級的Occupy Wall Street，最終也會形成一定的組織形態和結構)。總括而言，現場的兩群主要組織者如下：
a. 香港電視員工(不嘗試領導群眾)
b. 開放電視行動(嘗試領導群眾和整合集會)
b的嘗試要建基於與a的共識，由於對兩者是否有協調所知不多，先不多談。但重要是，現場a有明顯的魅力和公共擁戴，而且有認受性，不過他們似乎安於跟群眾約即若離的關係，只要大家在場就可以了。b希望實驗「不領導，但商討」的方法，但無可避免地擔當了一些群眾領袖的角色，如主持大局、控制人流、協調糾察和跟嘉賓聯絡等。一些潛在的問題就因而出現了：b的代表若有顯著的政團身份，就容易招人猜疑，減低群眾對其信服，甚至讓a也動搖。(b的身份跟李卓人、長毛等的身份不同，後者只是上台發言的嘉賓和celebrity，但b漸漸無可避免地成了傳媒尋找的運動發言人) 這也可能就是集會最後階段出現矛盾的因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