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曾健超案判決，三條罪名成立，判處監禁五星期。

身在裁判庭，聽到判處一刻，啃在喉頭，更啃在心頭。

身為社工，一定尊重法治精神，因為法治是社會秩序、保障人權的基礎。此外，法治亦保障社會公義。然而，我們尊重法治精神之時，亦尊重社工價值！

社工守則其中一則是「有責任維護人權及促進社會公義。」

37年前的艇戶事件裡面，當年警方運用公安條例，在旅遊巴在馬路中途截停和拘捕五名社工；去年，有一名社工在爭取最高工時的示威行動中，警方先用涉嫌襲擊罪為名拘捕，不久便無條件釋放。前者濫控，後者濫捕，而兩者行動也是對政府不公義政策的一種抗議。

曾健超也就當時雨傘運動警察濫權濫捕濫暴作對抗爭。警方和律政署選擇以《侵害人身條例》36條B**，而非《警隊條例》63條來起訴曾健超，兩條控罪的描述相若，但刑罰卻相差甚遠。結果是，當警察和律政署決定用哪一條條例起訴曾健超時，也變相代法庭設定了量刑的界線。這何等程度上是一種濫控，大家心裡有數。

然而，社工會尊重法庭的決定，相信法治的精神，縱使警方對襲警的起訴有「可加可減」選擇。

2014年10月15日黃昏，當日排隊報警前，警察舉黃旗警告，警方有大條道理拘捕我們數百社工；但無一社工退縮，直至最後一名社工報案完畢為止。因那刻的我們知道，社會公義，未有彰顯。

煙花，喜慶之物。它在特別的日子綻放，也如紅筆圈出我們城巿的日曆。新年，年初二，七一回歸，十一國慶。它們把人們從家裡調動到海邊空曠處。照亮黑暗的海港上空，籠罩人群的頭頂，如同壓倒性的祝福。燦爛，短暫，巨大的充盈奇觀，與過後奇異的空虛感，總像是某種寓言。唐韋莊〈雜感〉詩云：「莫愛廣陸台榭好，也曾蕪沒作荒城。魚龍爵馬皆如夢，風月煙花豈有情。」煙花是繁華之物，因而也經常是城巿的寓言；傾城就是，煙花會謝，笙歌會停。

著名編舞家桑吉加，城巿當代舞蹈團的駐團編舞，六月將有新作《煙花．冷》面世。煙花瞬間的燦爛與幻滅，令桑吉加想到城巿的變幻，建築的旋起旋滅，盛衰無所謂必然。「中東文明古國存在了幾千年的古蹟，一個炮彈就沒了。為了發展，一個村子就不見了。北京為了建新的大使館區，一下拆遷了幾萬平方公里。」往往是在發展中，反而讓人看到幻滅。桑吉加想以《煙花．冷》，去訴說城巿的故事。

城巿與我們的身世

「曾有很多輝煌燦爛的城，如夜空中的煙花，在最璀燦的瞬間轉冷成灰，城中那些相愛的人們都已飄零四散。

這不是我們的故事，我們的城巿有更堅固的鋼筋水泥和更熱鬧的車水馬龍。人們有囂張的野心，也習慣禮貌的疏離。

但這也許就是我們的故事。煙花還在綻放，狂歡的人群腳下已是一地淒涼。
別對他們說，這不是同一個城。」

這聲明純粹是我個人的回應，與《感頻共振》策展人 Caroline Ha Thuc 女士和香港藝術發展局無關。但基於尊重，我已將回應知會了他們。

在下文內，「作品」是指「從現在開始，我們就是六十秒的朋友」，它原是《感頻共振》的策展作品之一，這作品曾在五月十七至廿二日期間於環球貿易廣場外牆展出。

1. 經過對停止展出「作品」而引起爭議的反思，我希望以香港藝術發展局電影及媒體藝術組的民選主席身份來陳述我對事件的立場。

2. 首先，我必須申明：據我所知，環球貿易廣場或香港藝術發展局並沒有施下任何政治壓力，他們沒有要求停止展出「作品」。停止展出作品的決定是我和策展人Caroline Ha Thuc 女士共同作出，就如藝術發展局於五月廿二日所發表的聯合聲明所述說一樣。

3. 自「作品」在公眾領域產生迴響後，我曾積極地與「作品」的藝術家黃宇軒先生、策展人 Caroline Ha Thuc 女士和藝術發展局溝通，主要的目的是要把箇中爭議弄個清楚。最後，就如聯合聲明所指，策展人 Caroline Ha Thuc 女士和我均認為藝術家沒有充份表現出專業精神；他們所改動的「作品」有別於本來在策展提案中的性質，然而卻沒有在此之先，與策展人及香港藝術發展局作出適當和完整的溝通。

圖：好地地體驗

城大天台綠化倒塌一星期，事件明顯不是天台綠化本質的問題，而是僭建的問題。而僭建的問責，竟戲劇性地變成校方、承辦商及專業人士互相指責的羅生門。這個花生實在吃不下去，也教人深思天台綠化工程在技術以外的問題。

首先為何要做天台綠化呢？在香港的社會及學術界，其功能往往被狹義地定為兩種：為天台降溫節能以及觀賞價值（尤其是香港的草地多數都只能遠觀）。相關的學術研究非常深入，除了遊人對園境的滿意程度外，還有決定散熱能力的植物選種（變數包括影響波段吸收的顏色、影響覆蓋程度的葉形和葉序，以及影響通風及蒸散作用的植物高度及間距等等），更有對天台負重影響最大的泥層深度、栽培物質及疏水系統等。研究成果豐碩，大力推進天台綠化的發展。但實驗場地外的實際運作問題，就令好事變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