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旅與下者，謂視童僕如旅人，刻薄寡恩，漠然無情，則童僕將視主如逆旅矣。 」──《曾國藩家書》

清道光22年，曾國藩嘗以《易經》中的旅卦以作自身反思。套用現代人的說法加以解釋，一言以蔽之，就是在上位者若將門下視作陌路人，其下屬亦不會向上級忠誠。

中國文化向來強調階級，但百多年前的官員亦已清楚明白為政之道不在彰顯權力，要達致善政，必須與人民進行情感溝通。時至今日，民權意識早已植根，官民關係理應更加平等，而活在受英殖文化影響多年的香港人，更應清楚明白民間將官員目為公僕而非父母官之老習慣。

可惜自從回歸以來，隨著管治水平開始下降，問責官員的素質亦每下愈況，但話雖如此，一眾高官總算尚能保持謙卑的外表，至少在犯錯時仍願意負起基本責任，甚至躬身下台。本以為前車可鑒，豈料本屆政府更變本加厲，不但不恤民心民情者眾，每逢遇事更只懂推諉他人，一副不關己事的惡形惡狀，毫無自我反省之基本道德人格。

就以長期民望低迷的教育局局長吳克儉為例，其日前竟在公開場合大發謬論，直指大學生自殺乃生涯規劃欠佳所致。此等言論不單魚目混珠倒果為因，究其本質，更是反映其刻薄寡恩麻木不仁的人物性格。

眾所周知，香港並無有系統及具前瞻性的青少年政策，而身處青少年工作最前線的教育局局長，非但未有為此等政策缺陷仗義執言，更連最基本的份內工作亦無做好。

一個詞語是否有侮辱性，當然要視乎具體脈絡和使用方法。如果你堅持兩位青年新政的新科議員的「支那」一說是沒有侮辱性，那這篇短文大概你大概不必看下去了。如果你真心相信梁議員的英語口音如此，我們理應尊重他的口音，我懇請你也尊重那些廣府話與市區香港口音有差異的香港市民。

以下是與這次爭議相關的幾點意見。

侮辱的是政權還是族群？

答案其實很簡單，是後者。國家政權和人民絕對應該分開看待。但人類的族群身分和國籍卻往往是我們無法選擇的，因為無論是族群身分還是國籍，都不是簡單一句「我不是XX人」就可以擺脫。因此，就算按純粹字面的意思，「支那」可以被理解成為對中國這個國家或者統治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的貶稱，但客觀效果卻是在侮辱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中國籍人士。試想想，如果我叫日本做「小日本」或者「倭國」，而不是將日本人貶稱為「日寇」或「蘿蔔頭」，是否代表我只是在羞辱日本的統治集團，而不是在侮辱日本人？

簡單來說，就算兩位議員沒有侮辱特定族群的意圖，也顯然有其客觀效果。這就像我們可能改不了稱黑人為「黑鬼」這壞習慣。我們指黑人為「黑鬼」時，可能真無貶意，但如果有黑人明白這個詞語原來的意思，也很可能會感到冒犯。

為何不能侮辱族群？

（獨媒特約報導）理大專上學院講師李峻嶸早前出版《足球王國：戰後初期的香港足球》，他今日出席分享會，教育大學香港研究學院總監呂大樂任主持，二人談到戰後初期的香港足球及足球和政治的關係。李峻嶸認為足球和政治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包括和社會的關係和身分認同。「五、六十年代是香港足球最輝煌的年代，但一直沒有太多的記載。」李表示大學時讀到香港戰後的社會發展，大多是有關雙十暴動、六七暴動和麥理浩的黃金年代，對其他的社會動態沒有太多著墨，所以希望透過出版扣連足球、香港社會和政治的關係。

李峻嶸表示，寫書是因為自小已看愛香港足球；自己昨晚更去了看香港網球公開賽，大會昨日公布5人進入名人堂。他認為歷史非常重要，因為是對過往有功勞的人作肯定。

李峻嶸在中大政政系畢業，研究本地足球多年，他指一直都沒有太多人整理香港足球的歷史；父親更曾對他說香港是「遠東足球王國」，「睇波時都無人會講及香港足球的歷史」，例如本地盃賽的週年等；令他決定親自尋找答案。他強調必須透過論述才能激起對運動的興趣。

出爐傑青一段「極速供斷樓方程式」和「一切向錢看論」，引爆網友情緒，抨擊傑青價值觀，甚至質疑十大傑青奬項的評審標準。不過，認真，問心，當我們拿「窮得只剩下錢」批評對方之時，大家心裡是否羨慕黃仰芳五年時間達到其他人追求四十年的目標？反彈聲音又是否代表，港人最終最大的價值，如今得到證實，既興奮又沮喪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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