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為編輯所擬。

事緣是這樣的，當我、黃之鋒和Lester Shum（岑敖暉）等在前線正不停詢問執達主任「人是否障礙物？」和「如何確認所有『小紅帽』都是由原告人授權而不會混入藍屍？」。我們追了兩三個街口問，執達主任和原告律師都沒有任何回應，只顧一味讀他們的文件（我固然聽得不清楚，因為咪太細聲太散）。

隨後，五十多個「小紅帽」上前拆鐵馬，我們沒有阻止，但一直要求他們出示授權書，他們如像藍屍般抓狂，拿著剪鉗指罵我們，遭執達主任制止。其中一人跟足劇本大喊：「我哋要求警察協助！」不久，一隊隊軍裝警走上前排。我們在前面表示現在只是追問禁制令的詳情，可是，一隊機動部隊就上前包圍我們，並不容許我們離開。我立即跟指揮官說：「你是否要拘捕我們？是因甚麼罪名？」他說將要拘捕，因為我們藐視法庭。

【編按：黃浩銘、黃之鋒及岑敖暉被捕一刻影片。來源：〈破折號〉】

撰文：盧浩元

很多時候，人會不經意用了「殘疾」作為罵人的說話，例如「你咁都聽唔到，你聾架」、「死跛佬」、「你弱智架」，如果是戲言，或是一時情緒過於激動，尚且可以忍受（我是用忍受，不是接受，因為這些都是不尊重殘疾人的語言暴力）。可是，若是存心向殘疾人士或殘疾人士的家人，作出侮辱性言論，是絕對不能接受，是徹底的歧視行為。從本質上，說出這些說話的人，正侮辱自己的人格。

我說的是昨日在旺角向張超雄說「返去湊女啦，你個女有病」的警察，和月前在立法會會議問「本會成員是否有優先安排子女使用兒童之家的安排」的吳亮星（暗指張超雄智障女兒）。

殘疾人被受歧視的情況，一直都在，標籤、污名化、非主流、社會壓迫等。就上述兩句說話，本文無意分析是否有違殘疾歧視條例，反之是希望指出語言暴力的問題。語言其實是塑造文化和知識的工具，語言也在彰顯權力和壓迫，語言也是反映價值取態。

如果我們的社會持守那警員和吳亮星的價值觀，認為殘疾人就是接受福利，需要政府援助，家人留在家中乖乖照顧子女。再推一步，不如叫輪椅人士、視障人士不要外出，以免阻礙別人？那位警員和吳亮星的想法，或是很多人的想法，是殘疾是弱的，是次等的，是需要專家、醫療服務的，與慈善形象相關。這樣的價值觀，實是得出以補救性主導的殘疾人士政策和服務，不尊重殘疾人作為一個主體，只視他們為福利接受者，在主流社會見不到他們，就如同不存在。

文/周婷 圖/盧翊銘、李澤彤

「收工時」

攝記盧翊銘（Karma）個子小小、臉上總掛着憨厚笑容，約他談雨傘運動，他有備而來，跟我聊了很多感受。9．26學生爬進公民廣場一刻，Karma身在金鐘港鐵站，剛採訪完罷課集會收工準備回家，猶幸尚未入閘，便趕忙返回政總支援。錯過歷史一刻是可惜，但更遺憾的是他當時拿着的是攝錄機，而不是相機，感覺猶如斷臂。（按：Karma那星期被借調支援拍片工作。）

Karma當時返回立法會大樓內，把拍到的一些片段傳回公司，正事做完，他主動致電一名相識的議員助理，開通到立法會較高樓層的路，當晚11時許，Karma由8、9樓的立法會後樓梯處，向下拍了一張學生、記者被警察包圍，圈在廣場旗桿處的wide shot相片，出動的是私伙「相機仔」，相片刊登在9月27日的《明報》A2版，談不上滿意，但卻充滿回憶。

另一個遺憾要談到9．28，那日也是Karma「收工時」，跟很多同行一樣，他在休假日自己跑出來工作。當晚他身在中環遮打道附近，只得簡單口罩、眼罩下吃了兩枚催淚彈後，他決定「走位」到天橋上，打算向下拍攝施放催淚彈場面，不出所料，警方不久後再施催淚彈，但跟先前兩次不同的是，這次有一名年輕男示威者，拾起地上噴着煙的催淚彈，反過來向着警察扔過去。

11月25日，警方開始對旺角佔領區進行清場，其中有不少證據都顯示警察使用了過份的武力，有朋友傷心地說：「我都唔明警察點解要咁對手無寸鐵的示威者，大家都係人啫。」，其實馬克思主義與心理學都曾經分析過警察行為的原因，以下將簡略介紹一下：

首先是馬克思主義對警察本質及功能的分析。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說：「在馬克思看來，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關，是建立一種「秩序」來抑制階級衝突，使這種壓迫合法化、固定化。」。然而，單單國家是未夠維持這種壓迫，所以統治階級建立了法律、警察、監獄與軍隊，以「合法」的暴力去壓制階級矛盾，使不可避免的階級衝突爆發在一個可控制的水平。警察從來都不是人民的朋友，如果警察對你好，那只不過是因為還未到他們要用警棍打到你頭破血流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