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個人，在報紙上寫專欄，而且名字旁有一個教授頭銜，我們會期望他的文章論証嚴謹，環環相扣，証據充足，或最少，所寫所說的都有多少根據或研究支持，這在學術界只是基本要求。但當我看到九月十六日雷鼎鳴教授在信報寫的” 最低工資的社會代價”時，心中卻冒起了一個疑問：這文章真的是出自一個學者手筆嗎？這篇文章可說太冗長而有不少不太相干的段落，但這並不是甚麼大問題，問題是文中一些論點看起來像是猜出來的多於基於事實算出來的，我很希望雷生能解答我這個外行人的疑惑。

首先，雷生說"今天就算是區區四千元的月薪，以購買力計算，已等於我童年時代家中不可期望的高收入"，但事實上，以一個四人家庭來算，現在的公屋的平均租金約$2000元，而平均要輪候1點8年才能上樓，期間只能住租金最少$3-4000的私人樓宇，而且當年工作機會處處，跨區工作的需要很少，但到了現在，低收入人士有相當一部分要跨區工作，上班和下班都要花一小時或以上，以及要付約$600的車費。即使該家庭很幸運地能住在公屋，光是租金和車費就花了這區區四千元的超過一半了。

數碼版權第二輪諮詢剛結束，相信大家仍然記得文件中提出串流版權作品刑事化的等荒謬建議。為了減少互聯網與版權持有人之間的矛盾，使數碼版權順利落實，政府於七月中召開一個三方會談，希望能制定出一個網上服務供應者 (Online Service Provider) 的規範守則 (Code of Practice)。

所謂的三方是：版權持有人、用戶和OSP，可是於第一次會議用戶的代表僅四人，包括消費者委員會、香港工業總會、教育與版權關注小組和港大法律系的代表。而 OSP 則只有幾個 IT 功能組別有投票權的協會（香港資訊科技聯會、互聯網專業協會和香港互聯網服務供應商協會）和雅虎亞洲。版權持有人的代表十一人，分別來自不同媒介（電影、音樂、電視、出版和攝影）。

上個月奧運棒球賽，台灣輸了給中國，全台哀鴻遍野。差不多同一時間，阿扁的洗錢案爆發，媒體最樂，不愁沒新聞。我得懺悔，這個月因此看了很多電視，那就寫寫台灣的電視吧。

忽然中電視毒

政界Sa姐一如電視裏的SA姐，說了心底話。看到鄉議局主席劉皇發先生對周梁的評論以及對自由黨的態度，悲從中來。

Those good old days

香港經濟靠工商小企業起家，樓房道津等建築亦由市區開展，其他社會資源如醫療文教康體等都有城鄉差異。一方面造就了以自由黨為表率之城市精英傲氣，一方面又培育了以鄉議局為中心的鄉彥閭里互助精神。雖然表面上各有屬土，互不侵犯，但鄉彥父老莫不期望子侄能學有所成，經營有術，入城擠身官商主流社會，光耀門眉。及至新市填及各交通網收地發展，整個鄉郊得到了都市化所帶來的經濟實利，鄉彥對城中闊人，那敢不敬？那想不靠？整個九零年代是彥坤官商蜜月期，一齊做大個餅，再分甘同味，其樂融融。看看輕鐵計劃、他們的區議會選舉分區安排、正副主席位分配、對入侵性屋邨民主派的同仇敵愾，好一副親疏有別、把關在我、夷戎與狗不得來犯的氣概，最具代表性可算是吳明欽事件了。

以夷制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