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行動.媒體編按：
最近香港社會運動電影節上映連串社會議題，其中有專輯，講述南美國家委內瑞拉的窮人在經濟、政治、媒體上的自強大作戰的故事。有字幕的，　建議大家街坊去睇睇。以下這篇文章是放映小組寫的簡介，比起香港市民成日期待好一點的、有良心一點點的電視台出現，　委內瑞拉最窮的人已一早明白要自己掌握傳播渠道！委國政府都算係咁，立法合法化所有社區自主的電台！

文：第十一屆香港社會運動電影節 - 委內瑞拉放映小組

何謂草根媒體？

草根媒體對香港人而言，應是較陌生的概念，但我們可從媒體分類了解草根媒體的特殊定位。簡單而言，媒體可分成四類：

一）官方媒體：

如香港電台、英國廣播公司、中國中央電視台等。這類媒體的管理方式因地而異，偶有製作有關社會時事的公益節目，但由於擁有權全屬政府，決定權在政府，官媒難免被用作國家的政治宣傳機器。

二）商業媒體：

因不在香港，反而帶點距離地觀察大集會期間，各運動持份者開始醞釀的矛盾，與及這場運動的一些特質。只依靠收看直播，與閱讀認識和不認識的集會參與者在社交網絡的陳述(美其名為散漫的網絡民族誌)，嘗試綜合了以下觀察。

1. 似乎許多參與者對「分組討論下一部行動」感莫名其妙(不是極抗拒的話)，因現場較早時段(香港電視員工集會期間)已凝聚了初步公眾共識，留守至特首回應及發牌，是香港電視員工採取的策略，也迅速得到集會者支持。「分組討論」出現的timing和場合變了錯位，而群眾亦非帶有這種動機和預備前去集會，以致「直接民主」的理想，在現場反而變成動搖參加者參與的障礙。

2. 集會明顯出現了兩群低度整合的主要組織者，而群眾無法弄清兩者的關係。在香港電視員工發言的時候，他們明顯是現場的領袖與維繫群眾的人物，另一班組織者，即開放電視行動的網民等(有大學生、有社運活躍參與者)，則盡力提供大型集會應有的支援。問題是，兩者的關係看來並不清晰。似乎在現場得到認受性的領袖，是前者，但前者並不在意領導群眾的角色。後者嘗試拾起前者遺漏的工作，但後者擔當這個角色，與希望impose的方法，看來與群眾的意願有大落差。開放電視行動希望強調讓群眾由下而上組織，但首先那極其困難，二來群眾已唯香港電視員工馬首是瞻，因此就有了錯摸。

（獨媒特約報導）走上街頭的原因有很多，有的為了公義、有的為飯碗。對今天走上街頭的藝人而言，他們更希望團隊辛苦拍攝的節目能夠「出街」。為了播劇，他們已經準備好去盡！

白彪：決策不公難服眾

演員白彪從影近四十年，曾效力佳視、亞視及無綫，今次是67歲的白彪首次上街遊行。2012年，白彪加入香港電視，暫已拍攝三部劇集。他認為香港電視願意開拓新題材，當中不少都是其他電視台不敢涉獵，而且劇集製作認真，「有一套原定20集嘅劇集，播出嚟效果唔太好。老闆為左節目質素，寧願浪費幾千萬剪接到剩低9集，可見我哋係很認真地製作節目，亦都令我好有幹勁去工作。」

「我相信老闆王維基真心去出錢出力，希望做好香港電視節目質素，但最後（政府）連呢個機會都扼殺，我覺得好傷心同失望。」白彪坦言，自己以往是「梁粉」，認為應該要給予時間梁振英做事。但免費電視牌照經多年審理過程後，最終政府只用「一籃子」因素否決牌照申請，又以行會保密作理由不願公佈「死因」並不公道，政府決策令市民難以信服。

作者／小花
時間／2013年10月18日9:09

《出版法》由1990年8月頒佈至今，已接近23年，原文本中訂定要設立的「出版委員會」和《新聞工作者通則》，因業界擔心官方色彩甚濃，因此多年來一直未達成共識。在2010年特區政府重新啟動《出版法》和《視聽廣播法》修訂時，在一片業界和公眾的爭議聲中，當局最終決定在更新的諮詢文本中，刪去設立「出版委員會」和《新聞工作者通則》的官方規定，改為由業界自行商討，此舉被視為業界反對官方以組織層面拑制新聞自由的一個里程。

三年貶眼過去，新聞局再重提《出版法》修訂，今次甚至打正旗號「只刪不增」，以為可以對傳媒工作者大派「定心丸」。可是看真一點，才發現只刪不增是真的，問題是刪除了的更多是原文本中對傳媒工作者的保障，包括刪去「初犯」和「以罰金代替入獄」的條款；但同時，卻保留刑罰在現存《刑法典》的基礎上加重三分一刑期的條例；另一方面，部分條文雖沒有增加、沒有減少，卻原來已默默地「更改了包裝和樣式」，當局解釋是與時並進的行文修飾，我們且不爭論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