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捐款
文：陳為建
香港政府經常講的「兩文三語」實質是三種語言，起碼在口語上有大的差異。秦始皇當年統一了文字但沒有統一口語，所以漢族有不同語言。香港用的日常語言是廣州話，只懂普通話(國語)的人根本聽不明白，即使把廣州話寫下來，微博上的普通話人都馬上說：「甚麼鳥語？看不懂。」香港人的日常用語是廣州話，社會期望廣州話以外學好英語和普通話，這就是香港所說的「兩文三語」的三語。
七零年代當年的教育統籌委員會出了一系列報告書，造就了往後的教學語言政策。明確提出香港應分英文中學和中文中學，英文中學全面採用英語教學，只中文相關科目例外，所有其他科目的教學語言，甚至是校園內溝通用語均為英語。不過，學好外語，方法很多，以上的沈浸方式只是其中之一，而沈浸要成功，不能只靠學校的語言環境，還得看日常生活的語境，這全都有賴師資、政府配套和家長配合。否則難以有效。
（獨媒特約報導）在《明報》總編輯被撤換後，一些學者和時事評論員期望新媒體能夠製造輿論。那邊廂，台灣《蘋果日報》大前天（1月15日）跟當地五家獨立媒體合作，那些媒體可以上載報導或評論在《蘋果》即時新聞平台，《蘋果》不會審核標題和內文。本網就此電郵訪問其中一家合作單位《苦勞網》的記者孫窮理，看看香港有沒有東西可以參考。
老同學在大陸生活，常駕車出行，有一回搭他的車，他就告訴我大陸人駕車的習慣──永遠走在快線上，不超車也要阻礙後面的車超前，老是不願回到慢線。我後來在大陸乘車時，每每加以印證，果不其然。這種駕駛態度可稱為損人不利己，其實又何獨見於駕駛之上，社會上的情況正是普遍如此。近年，香港人頗以文明自居，與大陸人相對，而彼方即使未至於野蠻，也難免於落後。然而，香港的道路使用者也不見得就很先進。據我的片面研究，香港人走在路上是往往置他人於不顧的。香港人十之八九走在路中央，施施然的，若是三五知己，有時甚至一字排開，散步談天，旁人倘要趕路，情況便頗為尷尬，或得強擠過去，或得尋找罅隙穿越。總之，就是道路使用者永遠佔住路中央，不自覺讓到一旁，非得強擠硬穿他們才稍稍讓路。我不敢說香港人有損人不利己的主觀意圖，但卻可以肯定，他們有這樣的客觀效果。然而，也就是這樣的香港人以文明自居，而以大陸人為落後。也難怪，雖則同樣是道路使用者，彼方是駕駛者，而自己則是行人。但行人就有不文明的特權麼？我再一想，那倒不是，所不同者乃在於所謂文明其實是體面一點的野蠻，這就正如美國的有毒資產，經過包裝售賣到全世界，是文明，然而畢竟有毒一樣。
（獨媒特約報導）新力量網絡本月發表的《2014年香港特區政府管治評估報告─香港管治體制改革路線圖》，報指香港政府現時是三重割裂，包括「行政立法割裂」、「官民關係割裂」、「管治團隊割裂」，導致政府施政困難。對於新一份施政報告，新力量網絡副主席方志恆博士，施政報告只是一份政策建議，最終未必所有措施均能夠落實，整個管治問題在於政府體制，對於施政報告只有一小段提及政制表示失望。
政府立法成功率偏低
報告總結了《立法議程》、《施政報告》、《施政綱領》和《施政報告政策措施的立法會事務委員會文件》的政策後，發現回歸後政府的「立法成功率」長期偏低，回歸16年以來的「立法成功率」平均是55.60%。而董建華、曾蔭權、梁振英的平均「立法成功率」是55.33%、57.47%和45.83%。報告指「立法成功率」長期偏低的原因是因為政府每個立法年度都擱置或押後大批原已計劃提出的方案，回歸16年來有約4成的法案都被擱置或押後，以梁振英政府為例，首年就擱置或押後了41.67%的法案。
「嘩，這個公園的水池很大，我放牠其實是為牠好的！」、「這裡有天然陽光，總好過困牠在家中！」、「這裡有很多牠的同類，牠一定在這裡生活得很快樂！」。
香港兩棲及爬蟲協會曾聽過不少養龜的飼主有以上的想法，但事實又是否這樣？我們就帶大家去看清事實的真相。
以下是康文署給我們的書信；根據康文署的指引，為了保持水質，她們會定期清洗水池。當池中的魚和龜隻太多時，她們會找某些團體領養，倘若沒有團體願意接收牠們，牠們大多數會被人道毀滅，這是既定的程序和真相。
我們又再帶大家看另一則私人屋苑的通告：
百名壹傳媒（左）及港台（右）員工，穿著黑衣砌出「自由」二字。（攝：左，蘋果日報記者馬泉崇，右，港台提供）
港台工會聲明：撐新聞自由，撐明報員工
近日《明報》突然撤換總編輯，並傳將由一位來自星馬的傳媒工作者接任，公眾及《明報》員工極度關注，憂慮本港新聞自由進一步被蠶食。
今次事件引起《明報》的員工、前員工、新聞界同業，以至學術界等廣泛關注，正正因為《明報》過去有效行使第四權，監察權貴，擔當社會公器。工會相信無論是《明報》員工抑或社會人士，都是愛之深，責之切，正因為對《明報》有情，才會對管理層有意空降非本土人士出任總編輯，有所疑慮而公開發聲。
工會向因為撤換總編輯而勇於站到台前的《明報》員工致敬！他們都是敬業的新聞工作者，並非為了薪酬待遇抗爭，相反冒著飯碗受影響的風險站出來，是出於愛護《明報》和新聞自由而堅持。工會寄望《明報》管理層，不要向表達意見的員工秋後算帳，人才是傳媒機構最寶貴的資產，盼《明報》管理層珍而重之。
(圖片取自梅窩牛牛之友Facebook專頁）
（獨媒特約報導）大嶼山和西貢為牛群原居地，漁農自然護理署稱在兩地都接到居民投訴，指牛隻在馬路棲息，影響交通，造成滋擾；然而漁護署的處理方法，並非營造「人牛共融」的環境，竟然是將兩區的牛隻對調！事件涉及共50頭牛，漁護署在遷走牛隻前，沒有通知護牛團體，更違反了去年向團體作出的「不遷不殺」承諾。
團體在調查事件的過程中，更意外發現一隻本應正在漁護署農場接受治療的梅窩母牛（編號3號）在大嶼山石壁流連，骨瘦如柴，懷疑漁護署將大病初癒的3號牛棄於陌生環境，沒有依承諾將牠帶回原居地梅窩，涉違反《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
漁護署偷偷對換50牛 防牛隻認路入市區
《動物園的生死告白》、《北海道動物園日記》
作者／川井深一
澳門石排灣郊野公園的奇幻之旅
「門票一張10元。」因為假日，石排灣郊野公園熊貓館售票處大排長龍。
「不好意思，我們不收500元澳門幣。」澳門幣在公營之處不具任何法償功能，由於身上的唯一一張澳門幣在此地成為廢幣，人龍前方那位母親困窘地找尋散錢，排在人龍中段的客人頓時間成了野獸，呼喊叫囂：「我們已經準備好(花錢)入場！」我們的孩子夾雜在粗暴的人類行為裡頭，繼續排隊。
因為連澳門通都無法使用，售票員忍住白眼，勉強收下10元人民幣讓這對母子入場，並且「警告」她倆必須在中午12點之前離開熊貓館。
昨日，發展局突然宣佈，地政總署開始在新界東北新發展區進行凍結人口登記。一般而言，凍結人口登記是清拆舊區、鄉村前的必經程序，由菜園村到順寧道，凍結人口登記幾乎就是拆村的第一步。
不過，現時城市規劃委員會正就東北發展計劃作出諮詢，城規會甚至未排期審議東北發展，政府卻先偷步凍結人口，意圖製造既定事實，實在可恥。
如果大家沒有忘記的話，當日陳茂波落區時，粉嶺北及古洞北村民的訴求是「不遷不拆」，既簡單又明確。不過，根據政府新聞公告，陳茂波局長竟然說：「我們早前諮詢了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並與兩個新發展區內的人士會面，期間都收到意見，期望當局早日進行凍結登記......我們把握時機，決定現在進行登記，是正面回應了有關訴求。」
就當真的有意見要求提早進行人口凍結，那我們在電視上聽到「不遷不拆」的訴求難道就不是村民們的意願嗎？局長，你在親手寫下「不遷不拆 撤回計劃」的張筆記呢？局長，你還記得在論壇上村民的每字每句，還有村民的眼淚嗎？局長，政府辦事應該合法合理，那為甚麼連城規會都未通過就急急腳去凍結人口？
千呼萬喚始出來，香港政府終於推出「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政策。雖然具體措施與筆者期望的存有落差，但不得不承認，這個政策對一直信奉新自由主義「小政府大市場」的香港社會來說是革命性的。
其實，2011年起推出的「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已經有「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的影子，但它並不是一項明確的扶貧政策，當然不能夠有效地紓緩貧窮問題。今次施政報告提到的「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政策，就是打正旗號，是要紓緩在職貧窮問題，獲得津貼的對象則是處於貧窮線下的非綜援在職家庭。
不是福利而是公義的財富再分配
這項恆常性政策背後中間偏左的意識形態，以及所帶來的公義財富再分配，或許衝擊著不少深信所謂「自力更新」和「獅子山精神」的香港人，特別是中產以上的人士。不少人可能會質疑：「為甚麼那些人有手有腳、有工作能力，也要用公帑補貼他們呢？所謂的滅貧，目的其實是滅富！」有人甚至會擔心香港政府將會步希臘財政破產的後塵……對於他們的觀點，筆者無法苟同。
筆者的回應是，所有政治體制的核心政治目的，都是要確保所有公民能夠滿足其基本需要和發展他們的能力，尤其是當市場機制失衡。香港政府的官方貧窮線以住戶平均每月收入中位數的一半劃線，在福利轉移前的貧窮人口為131.2萬，而福利轉移後的貧窮人口則為102萬，當中竟然有高達53.7萬在職貧窮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