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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城規會今早「預備會議」討論三跑工程，預計在5月8日刊憲後正式展開城規會修訂機場相關大綱圖的公眾諮詢。公民黨、環保觸覺及多名反對三跑人士到場抗議。他們拉起橫額並高叫「反對機場三跑 不要大白象工程」、「空域未搞掂、來城規會做乜」「未學行、先學走」等口號，抗議三跑強行闖關城規會。
公民黨批評三跑工程涉及1415億公帑，政府縱容機管局以發債方式興建三跑，但最終要市民埋單，是大白象工程。他們要求城規會不要再做橡皮圖章，在三跑工程、規劃安排等方面未得到圓滿解決之前，不應同意這個計劃。
公民黨：城規會欠足夠資料討論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家麒指當年興建新機場時有專責小組從頭到尾監察整個玫瑰園計劃，這次三跑工程則公然繞過立法會，沒有公開任何的財務細節安排。公民黨成員陳淑莊則表示，政府雖然聲稱市民無需支付費用而是動用機管局自己的儲備，但提出的融資方案實際上動用了納稅人的金錢。例如每張機票加價180元，性質等同離境稅。此外，機管局成立費用來自政府每年的非經常性開支，這筆費用經投資後收取之股息會納入庫房作日常儲備。這些費用本應存入庫房好好運用，而非不斷注資於一個成效存疑、造價高昂的工程。
攝：Manson Wong
不少人以為，「本土利益優先」是不證自明的命題。實際並非如此。試想像，如果有一種所謂「本土」政策是以歧視和不公正地傷害「外人」為代價或為目的，為什麼我們需要支持這種「本土優先」？對於所有公共政策，我們都可以基於正義的理由而提出質疑，而不能說「本土」as such就具有正當性和優先性。
這是本土論、族群論、某些文化多元主義和社群主義的一個常見問題，就是假定有某種集體身份是不需接受理性檢驗而具有天然的道德正當性。實際上沒有這回事。在接受「本土利益優先」之前，例如我們需要問：什麼利益？誰的利益？誰去生產這些利益？誰為這些利益付出代價？這些利益為什麼具有優先性？這些都需要實質的論證，並接受我們的道德檢視。舉個簡單例子：香港大地產商的利益，是本土利益嗎？若是，為什麼這些利益就值得我們捍衛？如果香港中產階層的利益和外地女傭的利益有衝突，為什麼前者一定有優先性？僅僅因為我們是香港人，所以就一定要撐前者？
又，這些實質理由是否成立是一回事，但這些理由就其形式來說，必然具有普遍性，例如以這樣的形式表述：「在其他情況相同下，給予自己所屬社群成員某種優先對待是合理的。」不少人以為本土主義是不需要談道德的，一談道德就是左翼，其實是莫大誤會，因為「本土優先」本身就是一個有待論證的道德命題。
攝：Manson Wong
國泰航空行政總裁朱國樑上周在報章撰文，以《興建三跑、刻不容緩》為題，表示香港機場正面臨「重大危機」，「航空業界熱烈歡迎」政府興建三跑的決定。這正好提醒我們仔細檢視航空業界在三跑項目上的角色。
假設政府真能解决空域衝突的死穴而不會一如高鐵「一地兩檢」爛尾，三跑可把機場載客能力由每年6千萬提升至一億人次，貨運能力由每年4.3百萬噸增至8.9萬噸。根據國際航空運輸協會預測，香港客運需求及貨運需求分別以每年3.2%和4.2%複式增長，直至2030年左右達到上述飽和數字。
（獨媒特約報導）約十名聲稱是「一群前線司機」今早到觀塘鴻圖道抗議，不滿 GoGoVan 壟斷客貨車運輸市場。他們直指「GoGo收車無準則，街車司機工作失」，批評Gogovan手法破壞行業經營模式，令司機怨聲載道。
傳統客貨車行業，司機須付逾千元月費不等加入call台，由call台接訂單再派發予司機。因為月費不低，因此不會有太多客貨車加入call台。但加入GoGoVan不須付台費，吸引大量利用空檔接單、「每日只打算接單幾個鐘」的兼職司機加入，令傳統自僱的全職客貨車面對更激烈的遙爭。GoGoVan為增加市場佔有率，亦不斷調低客貨車收費，令全職自僱司機收入下跌。
香港大學成為全第一間大學參與由聯合國轄下之聯合國婦女權能署 (UN Women) 發起之「HeForShe」計劃，意味著香港大學鼓勵男女同時支持性別平等，意義非凡。香港女性看似未受性別不平等困擾，但事實上女性的差別待遇仍是魔鬼在細節中，而關於性／別、女權的討論亦未算成熟，甚為可惜。今次我想為大家簡單介紹聯合國「HeForShe」計劃。喂，究竟香港大學究竟支持緊咩？
「HeForShe」即是「他為她」，旨在團結兩性去推動女權，希望邀請男性參與行動，為女性享有平等權利一同拼搏。（這個終究有點性別不正確，因為性別也不只有兩性嘛！）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兩性平等／平權不止是女生的事，而是以女性角度出發去挑戰社會現有的性別框框，男女都可得益。所以它也是講求社會的進步，希望藉此把社會從性別定型、物化、固有想像解放出來。
性別平等的訊息在香港其實非常混亂。「港女」、「女強人」、「老婆大人」等稱呼反映的是香港女性一般強悍的形象。導火新聞線（明天大結局！！）中的皇阿媽及方凝都似型爆兼出位，整條team女性地位非凡，但現實之中又是否如此？
據2015年4月9日星島日報報導，有「消息」表示，由於處理有關三跑法定程序須展開為期兩個月公眾諮詢，估計會接獲數千以至過萬的反對意見，可是，當中大部分的反對理據不用經城規會處理，城規會在三跑上並沒有「角色」，加上行會已通過計畫，城規會難以對土地用途提出反對。「消息人士」舉例，即使城規會質疑填海範圍，但由於填海已獲批環境許可證，不可能以環保角度提出質疑，更不可能觸及市民關注的機場建設費問題。
三跑一事走到現在，立法會被無視，環評制度淪為替只是替行政會議蓋許可印的行政程序。而城規會只負責土地用途，可是，連僅僅可提出意見的填海，都被說「行會已通過計畫，難以反對」。城規會乃至整個規劃制度，只可以無奈為擬議的圖則審議「過場」，可是，規劃本不是這樣一回事，城規會亦不應是政府的橡皮圖章。
城規會真的「無角色」？
對於三跑，城規會是不是真的「無角色」？不是的，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第3條，規劃委員會的職能包括：
(1) 為促進社區的衞生、安全、便利及一般福利，規劃委員會須承擔有系統地擬備─
(本文曾刊於4月5日星期日明報，此版本經過筆者修改。)
David Graeber, The Utopia of Rules: On Technology, Stupidity, and the Secret Joys of Bureaucracy (New York: Melville House, 2015).
在探討科層宰制(bureaucracy)的複雜現象之前，格雷伯以其銳利的眼光，講了一個悲傷而荒謬的故事。
這個故事由一位母親中風開始。她躺在醫院，動彈不得，兒子為了幫她領取社會援助金來繳付住院費，就得首先在公証人面前，由她授權動用她銀行的款項。兒子打了許多次電話，像人球一樣被推來推去後，終於成功約了公証人到醫院，當場見証母子二人簽名。接著，兒子就把表格交到銀行，卻被銀行職員拒收，原因是表格上的簽名和姓名兩欄倒轉了，而且職員要求醫生發信證明他母親的精神清醒，可以理解所簽的表格內容。兒子就要生氣了，解釋說事前並沒有銀行職員說過要出示醫生證明，並指著母親銀行存摺上清楚印有「委托」兒子的一行字。結果職員強調銀行的規則，只有當事人死了，才可以豁免醫生證明書。不久之後，中風的母親死了。這個氣惱的兒子就是人類學家格雷伯(David Graeber)。他在新書《規則的烏托邦》提問，為何我們大部分人總是像傻瓜一樣，被這些科層化的規章牢牢綑縛？
這幾年，有關出版自由受挫的消息時有所聞。2013年書展，由中華書局出版，香港大學文學院副院長高馬可（John M Carroll）撰寫的《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譯本被發現有兩個版本，其中一版刪剪了所謂的敏感內容（如「香港沒有獲得獨立，而是交還了一個遠比統治此地多年的政府更專制的政府。這個政府之專制，在1989年北京天安門廣場的事件中表露無遺。」）；早前，又傳出三聯、中華和商務三大書局（三中商）傳出封殺有關佔領的書籍，而催谷反佔領書籍，引起極大的回響。
其實，香港的出版界由三中商所屬的聯合出版集團壟斷，而聯合出版集團背後是中資機構，早就不算驚天秘密。然而，最近《壹週刊》揭發了聯合出版集團，是中聯辦透過一間在廣東省註冊的公司掌控。這種如此明刀明槍的操控，卻有著極為重要的警示。
聯合出版集團壟斷了香港的書籍批發，也是三中商是香港少有的大型的連鎖書局。任何書若不合他們的心意，如佔領題材的書籍，只是象徵式入貨，也不作任何推銷，是封住了書籍銷售的渠道。除非本身有話題性，否則只有死路一條。對於出版社與作者來說，在香港這個出版業本就不繁榮的市場來說，這是極大的打擊，更遑論對獨立出版社。換句話說，三中商某程度是可以控制了大部分市民最常接觸的書籍，降低某類不合意書籍的銷量、聲勢。
《明報》社論分析樹仁大學發佈的《生活困苦度調查2015》結果，高調支持開發郊野公園及填海造地。此等論調已經耳熟能詳，早在上年中保衛郊野公園聯盟成員，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高級項目主管劉惠寧博士亦已撰文（註一）回應過。《明報》不但未有在此等基礎上作更深入的調查，反而隨便抽取民調來引證再次撻戈環保團體和保衛郊野公園人士阻撓土地開拓，指支持開發綠化地才是「理性務實」。本聯盟對此等論調實在難以理解。
社論基於調查指香港人因住屋問題而感到痛苦，而住屋問題是因為土地供應不足，而約五成受訪者認為「工商業用地」、「農業用地」、「林地／灌叢／草地／濕地」及「休憩用地」中，他們會傾向選擇「林地／灌叢／草地／濕地」。然而，社論在撰取結果時，未有指出調查的問題充滿誤導性和前設。
住屋問題不等於住宅土地分配不足
調查訪問了808人，結果得出使香港人生活最痛苦的為住屋問題。但及後問到有關的問題都直指「住屋持續成為香港人活得最痛苦的問題，究其原因在於香港沒有足夠的土地資源興建房屋」。編者沒有留意到因為「物價」而感到痛苦的上升率比房屋的高。而住屋問題除了在於供應，亦在於地理位置、社區配套、價格等，一口咬定問題源於土地資源不足實在不合理，只為政府「鬧地荒」造勢。
只見綠地 未慮棕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