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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記者報導〕由香港有機資源中心主辦的「全城有機日」在上周日於中環遮打花園舉行，這個一年一度的活動由2009年舉辦至今已是第三屆。小記今年才第一次來到這裏，而且帶著對有機的一知半解，對「有機」的想像只限於一些没有用農藥，没有被基因改造的蔬菜果類之類云云，亦可能因為今年的口號為「有機．農情嘉年華」，令我覺得是次活動是一個純粹的健康菜市場。但走訪完整個活動後，我認識到「有機」只是一個大體的概念，原來每個經營者對「有機」的看法都不同，雖然他們都一同坐落在這個「有機」嘉年華，但做的可以是兩碼子的事。我在這條「有機大道」看到了各經營者對「有機」的不同詮譯：可以是小型耕作，可以是持續發展，可以是生活態度，可以是企業良心，可以是自然教育，可以是興趣手作，可以是知識。
今年初爆發的中東和北非的人民革命浪潮，先是在突尼西亞和埃及取得初步勝利，趕走了獨裁者；但繼而到利比亞的人民革命卻陷入苦戰；而也門和敘利亞亦相繼爆發人民抗爭，暫時形勢向稍為有利人民力量的方面發展。該地區上各國統治階級都處於風雨飄搖中，而人民革命能否再有突破，關鍵要看廣大勞動人民的政治覺醒和鬥爭決心。
利比亞的局勢尤為值得關注。自3月17日聯合國通過在利比亞設立「禁飛區」的決議，法、英、美等國軍隊隨即轟炸利比亞卡達菲政權的軍事設施，令局勢更形複雜。我們認為，恰像以往北約和美國在前南斯拉夫和伊拉克先搞「禁飛區」然後直接派軍侵略，今次列強干預亦很大可能只會造成更多流血，而不會真正幫助正在擺脫獨裁統治的利比亞平民；軍事介入也讓卡達菲更容易假扮「反帝」英雄而騙取民眾的支持。
圖片由巡守員Nhm Wong所攝
Mr. Limbu，三十多歲，家在菜園村，還有他的妻子和女兒。
港鐵來到他們家門前的那個早上，陽光很好，微冷，幾十個港鐵保安築成人鏈，Mr.Limbu（支援組的朋友都喊他做CP）拿來一堆顏料，在家前畫畫。斑駁的白牆上畫了樹木、白兔和老虎。
這是一個離鄉背井的故事，也是一個家園的故事。
CP的父親是廓爾喀兵（又稱為啹喀兵），當年尼泊爾是英屬殖民地，不少尼人成為英國的傭兵，而香港一度是啹喀兵的集中地，菜園村與石崗軍營相鄰，附近也住著不少退伍的啹喀兵。CP在港出生，年幼時回到尼泊爾，但由於尼泊爾長期政治動蕩，為了讓妻女有比較好的生活環境，他決定帶著一妻一女，回到出生地，試圖在香港找尋安穩的生活。
為了養活妻女，來港後CP努力工作，哪裡有工開就到哪裡，和其他的移民工一樣，尼泊爾人在港一般是參與建築工程，無數的日夜裡他們埋首建橋修路，粉飾資本主義的美麗幻象。因為拮据，他們住入了菜園村一由雞屋改建而的劏房。問他們劏房的居住環境是否很惡劣，他們會回答說，菜園村有樹有田有花，也和尼泊爾故鄉的環境相似，盡量房子面積細小，但一家三口平安住著，這裡就成為他們辛苦建立的家。
接下來他們收到政府收地的消息。接下來他的小女兒出生，名叫星星。
圖：發展商可以申請改用途，照辦煮碗偷取美孚新村第六期剩餘地積比建樓的油站。
美孚新邨居民反對地產商竊取屋苑的剩餘地積比率/可建樓面，在屋苑內的前石油氣庫建築至少二十層高的住宅大廈。地產商的專業人士兵團非常擅長鑽法律漏洞，他們見香港沒有規管地積比率轉移的法例，自九十年代尾已經利用剩餘地積比申請發展前石油氣庫；但市民卻要到十多年後，才透過學者（港大房地產及建設系姚松炎教授）和個別新聞工作者逐漸了解到情況。發展局從四月初開始察覺到有關剩餘地積比率的風險（這涉及屋宇署是否協助發展商偷取小業主利益），遂改變策略，之前以「尊重合約精神」為擋箭牌，如今則要將「前石油氣庫地皮」和美孚第八期劃清界線。
今日是美孚居民採取直接行動，阻止第八期原石油氣庫動工的第二十一日。到了今日，社會終於對於美孚這宗地產霸權事件有點反應。逾千人在石油氣庫外集會，並一同訓街三分鐘抗議，並沿美孚新村遊行一週。「地產霸權，香港玩完」是居民喊出的口號，然而不論是主流媒體，或是到場支持的一眾政治人物，都不算能掌握為什麼這一宗是地產霸權的事件。說著說著，往往又回到「屏風樓」或「口罩樓」的怪論，又提出間接承認地產商有權發展的「以地換地」方案。
攝：Tiger Y，出處在此。
4月1日，紅磡線將會停止運作。港內線再損失兩員。近日報章亦不斷報導此事。甚至有團體跳海抗議渡輪線停航。筆者希望藉此除了呼籲香港市民在明天(3月31日)送別紅磡線，亦希望分析停航後的危機。
從美孚新邨第八期一個單位俯瞰祥達的住宅地盤。市民一直以為此事只涉及屏風樓一類的「規劃問題」，實情此事涉及一宗涉及數億元利益的剩餘地積比率「偷竊案」。原來理應屬於第八期業主的「剩餘地積比率」，居然被發展商用來在自己眼前起屏風樓。
齊澤克09年出版的《first as tragedy, then as farce》裡寫到，資本主義發源於歐洲，一般的說法是與民主政制為孖生仔。然而，歴史發展總是是飄忽而吊詭的﹐到了二十世紀後期，新加坡和社會主義祖國的資本主義開始發力。鄧小平也說新加坡模式將是中國的典範云云之後，資本主義與民主政制的天生鏈結正式宣告無效。
這裡的歴史問題是，到底是歐洲式的經驗（即民主與資本主義共同發展），還是亞洲價值的資本主義（即威權主義加資本主義），才是今天對時代的回應？亞洲模式到底是歐洲模式的例外、異數、不良變種；還是歸根究底，亞洲模式其實克服了歐洲模式因為民主政制的（相對）無效率，換言之，是歐洲模式的合理演化？
當時讀著，只覺得這提法挺有視野，也很富思辯性。但除了作為一個論點，這說法對於看待具體社會政治問題，有沒甚麼意義？這才是更有挑戰性的問題。
公共房屋，不僅是記憶，對香港人來說，具有跨時代意義。這也是特區政府面對民意到了「臨界點」，必須大量興建公屋的最重要原因。
香港人在新自由主義浪潮之下，進入了一個金融和房地產炒賣的漩渦裏，也恰恰是這種追隨美國芝加哥學派學者Milton Frideman的治理模式，使香港政府能藉口「大市場，小政府」繼續管治。於是，我們看到，在地產霸權無孔不入之下，房地產價格被瘋狂炒作，市民窩居難求，公屋作為市民經濟支柱的角色被刻意淡化。要調整這種扭曲現象，唯有大量興建公屋一途。
興建公屋為什麼重要？它不僅能夠解決香港基層老百姓的居住問題，更重要的是，它將成為調整香港房地產價格的因素，甚至改變目前貧富懸殊的扭曲生態。根據去年的統計數據，香港約有三成人居住在公屋，一成多人住在由政府資助購買的居屋，其他市民則住在私人發展商興建的房子。本來，在私人住宅價格水平和市民薪水維持在一定比例，這種一半人住在公共房屋，另一半人住在私人市場樓宇的情況並不會太惡劣，但問題是，近年香港私人居住市場的樓價不斷飆升，在過去兩年，房價升幅達百分之五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