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五年秋天加入香港獨立媒體的編輯團隊。當時我以採訪中東新聞為主業，獨媒編輯部希望我可以帶來一些外國文章。結果與預期完全相反，外國報道愈寫愈少，反而跟其他編輯一起不斷書寫本土城市，煽風點火。本地民間報道是什麼？應該如何做和推廣？幾乎所有都是由零開始的實驗：零五年底世貿部長級會議的橫衝直撞，零六年開始以民間報道推動城市權運動﹝令inmedia被視為城市問題網站﹞，還有其他各式各樣做過但印象模糊的實踐。
文／圖：特約記者羅婉禎
圖註：居大的師生每個星期六晚都會聚在尖沙嘴鐘樓旁邊，就地開設英語班，歡迎任何人士加入，也藉此與路過的遊客及市民分享爭取居港權運動的理念和最新進展。
〔獨媒特約記者報導〕居港權運動踏入第十一年，是香港其中一個最重要及為人熟悉的民眾參與爭取社會改革運動。為了回顧這場運動，過去一星期，我和另一位特約記者Tim走訪了甘仔（甘浩望神父）及兩位爭取居留權人士。
提到爭取居港權運動，多數人都會想起甘仔。１２９終審判決紀念燭光晚會臨近，甘仔一如以往，放下在徐州和開豐的工作，趕回港投入１２９晚會前的各項準備工作，包括爭取居留權大學（居大）星期六晚的英語班及他每年在立法會外的靜坐請願。
甘仔可以說是一本會走動的香港社會運動史。他７０年代來港，參與過７０至９０年代多場重要的社會運動，也見證香港的社會運動發展。他提到香港爭取居港權運動實是從８０年代便展開。八十年代，港英政府收緊對內地移民的入境政策，撤消抵壘政策，對內地非法移民實行即捕即解，導致後來出現油麻地避風塘水上新娘及無證媽媽居留權爭取運動。
（本文刊於24/1/2010《明報》星期日生活 p.4，但那是我的撮要本，以下是足本版本）
前言： 推土機未進來，菜園村也許仍保得住，但669億已經倒了落海，立法會通過撥款，政府自然會和各早已中標的承建商一一簽約，即使他日不建也要賠違約金。一條與用量遠未飽和的西鐵完全重複的鐵路，即將動土，這筆重複建設的建造費、維護費和環境成本，將由所有子孫共同還債。
當然，一切結果事前已知。政府和建制派絕對沒有贏到，他們只是重複過往的暴力，等同一個殺人犯又「成功」殺人一次了，你會說他是贏了嗎？他只是進一步失了民心。
縱然知道很難影響投票結果，但我們仍是盡一切努力力挽狂瀾。我們的工作是值得記錄下來，相信會成為香港史料。縱然必敗無疑，究竟我們仍怎樣盡力擴展運動的成果？你說這是歇斯底里又好，最後輓歌又好，以下只是我的角度，大聯盟其他成員如果也寫後記，那便能拼湊成一幅完整的圖畫。
大集會前
也許，一般人記錄的都是1月15至16日的兩天集會，但對我來說，抗爭始於1月8日泛民成功拉布，那為我們增加了七天難得的時間。而在這七天，我可說是施展了平生的絕技，就如朱凱迪所言，這幾天的工作某程度是多麼精彩，不希望如此快速通過撥款戛然而止。
近日，社會對「八十後」現象討論熱烈，多數論者皆以八十年代初至今的政治和社會背景作解釋，有的說是銀髮族戀棧權位，年青一輩苦無上位機會；有的說是經歷八九六四、九七回歸等政治焦慮；有的說大學學位再不是安穩生活的保證，使人憧憬幻滅；有說貧富差距日增，社會流動日減；有說樓價高昂，置業無門；更有論者不忘以長輩口吻，指出今日之年輕人在相對富裕的環境下成長，動輒怨天尤人，是「生在福中不知福」的表現。
社會事件的意義，不單決定於組織者與參與者，還在於人們的詮釋，「反高鐵」運動是個很好的例子。
呂大樂在一月十九日的《信報》中指，「反高鐵」的圍堵行動不是和平抗爭，是衝擊立法會，違反「議會民主的規範和倫理」。這樣的描述與判斷呼應不少媒體的影像畫面，讀起來似乎順理成章。這樣的詮釋如果是出現在報章社評，我是見怪不怪的，反正部分媒體的公信力已江河日下，但出自本地重要學者兼泛民人士呂大樂的筆下，其意義非凡，讀後實在感到有需要認真指出呂大的錯誤，包括事實上、概念上與邏輯上的錯誤，因為，它們不是偶然的，而是非常系統地出現，嚴重扭曲香港的政治討論空間。
針對官員及保皇派
首先，呂的錯誤不在於他自認的「保守」，保守也可以基於事實，可以概念清晰一致，合乎邏輯。呂在文章中沒有說明，示威者違反的「議會民主的規範和倫理」是什麼。一群自始至終皆在議會之外的群眾，到底如何違反議會的規範與倫理？除了一次旁聽席上喊口號，短暫打斷了會議一陣子外，議會的討論與表決沒有被打斷過；除了落在黃宜弘頭上的膠樽外，沒有議員與官員被襲。事實上，連那個「神奇膠樽」到底是誰擲的，也存有爭議，有現場參與者在電台節目上指控是便衣警察所為。
1月15－1月16這兩天．我徹底見識到官僚的醜陋，立法會最終通過了高鐵的撥款，但只會讓市民對政府更感失望，更意識到香港政治的畸形與不堪。
1月15日，這一天我如常放學後便過了立法會。這一天，仍然是嘉年華式的集會，人數明顯多了，亦看到多了很多穿著校服的中學生聯群結隊前去。去到菜園村的攤檔，chimmy帶領我到村民聚集的地方。去到，坐下，跟村民聊天。坐在旁的是波叔，游伯跟波叔介紹我時叫我做「游女」，當下的心即時甜了一甜，游伯給了一個眉頭茶果我，在我還未吃完茶果之際，又拿了一袋子食物給我問我吃不吃，身邊的大家看到此境也笑了，哈哈，我真的感到很溫暖。然後我跟波叔聊聊天，聽聽他的往事，眼前的波叔令我真的不能相信他已七十多歲，哈哈。隨後，我和蕃茄他們跟游伯和高婆婆出了去菜園村的攤檔，大家一同吃著咸湯圓，看著這些老人可愛的模樣，怎捨得他們難過，雖然已被政府弄得不知難過了多少次。
反高鐵運動，亟需檢討及深化。長毛梁國雄日前在our tv節目「向左望」，就反高鐵運動提出了一些檢討，旁及香港政治運動和群眾自發運動的發展及限制，值得太家細心留意。大家可以上ourtv看節目，以下是部分發言摘錄：
文：陳敬慈（1999年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現任教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
我不認識陳巧文，儘管這個名字在報紙上看了很多次。寫這篇文章支持她，是自感內心無法逃避的一點責任。2000年，包括我自己在內的所謂「學聯五子」被拘捕時，一波又一波的的社會動員，來自大學校方和大學老師，來自學運老鬼，來自社運團體，來自基層工會……以專業意見，以聯署聲明，以遊行示威的形式聲援我們，最後迫使政府放棄起訴。
今天和未來，當陳巧文和她的同代人，受到來自政府的不合理對待，或受到諸如偷拍的騷擾時，更加值得廣泛的社會支持。是她們，爲社會改革的可能性，拓展開了一個新的局面。2010年元旦游行，我留到最後，目睹了年青人們的憤怒和騷動。我站在旁邊，感受到其中的氣氛。一位朋友在Facebook留言：天道輪回，仿如隔世﹗置身中聯辦年輕人群中，想起的是當年衝擊新華社……不同的是感到她/他們比我更有膽色﹗我回應說：我有深刻印象的是不一樣的人數和氣氛，不再是個別人的勇氣。
（2009年12月23日）
在我已过半百的人生道路上，1989年6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转折时刻。那之前，我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七七级），从学士到硕士再到博士，我的读书生涯是一帆风顺，毕业后留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在讲台上，我是一名颇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同时，我又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发表过引起轰动的文章与著作，经常受邀去各地演讲，还应欧美国家之邀出国做访问学者。我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无论做人还是为文，都要活得诚实、负责、有尊严。那之后，因从美国回来参加八九运动，我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投入监狱，也失去了我酷爱的讲台，再也不能在国内发表文章和演讲。仅仅因为发表不同政见和参加和平民主运动，一名教师就失去了讲台，一个作家就失去了发表的权利，一位公共知识人就失去公开演讲的机会，这，无论之于我个人还是之于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的中国，都是一种悲哀。
想起来，六*四后我最富有戏剧性的经历，居然都与法庭相关；我两次面对公众讲话的机会都是北京市中级法院的开庭提供的，一次是1991年1月，一次是现在。虽然两次被指控的罪名不同，但其实质基本相同，皆是因言获罪。
669億的高鐵撥款通過，市民尚在消化、回氣之時。兩宗涉及特區政府而又值得細味的新聞，就在靜悄悄的氣氛之下公佈。第一則是香港迪士尼首次公佈年度業績，營運虧損7000萬，計及折舊及利息等，共虧損近14億元。港人當年白白投入200餘億不特止，還要為此揹上長期負擔，數年後落成的高鐵，會否又是迪士尼的翻版﹖
第二則新聞，則是環境局就《廢電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展開為期三個月的諮詢。諮詢文件提出對「四電一腦」徵回收處理費，包括電視機、洗衣機、雪櫃、冷氣機及電腦。「電腦」包括個人電腦、手提電腦、打印機、掃描器和顯示器。日後市民購買這些產品，可能需要附加100至200元的廢物處理費。政府每年收取約8至10億元，則會全數用於資助中標的管理承辦商，以回收及分拆電子廢料。政府亦建議擴大《廢物處置條例》，日後凡從事拆解或回收再造任何受規管的廢電子產品人士均須受監管，並以發牌形式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