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社會對「八十後」現象討論熱烈，多數論者皆以八十年代初至今的政治和社會背景作解釋，有的說是銀髮族戀棧權位，年青一輩苦無上位機會；有的說是經歷八九六四、九七回歸等政治焦慮；有的說大學學位再不是安穩生活的保證，使人憧憬幻滅；有說貧富差距日增，社會流動日減；有說樓價高昂，置業無門；更有論者不忘以長輩口吻，指出今日之年輕人在相對富裕的環境下成長，動輒怨天尤人，是「生在福中不知福」的表現。
我看，這是言重了。二十出頭，不是應該有衝動、有熱誠的嗎？孫中山二十八歲創立興中會，同道陳少白、楊鶴齡比他年輕幾歲。五四運動的蔡元培、陳獨秀、魯迅等人，全是年過三十的「老柴」，但其追隨者不還是那些二十出頭的大學生嗎？六四民運的主事者，不用我說，大家有印象。哪一次社會運動不是以二、三十歲的年輕人為骨幹？「八十後」在 2010 年左右「發難」，正常不過。說他們對未來缺乏希望，才被逼上街頭，也是廢話。你看他們在天星碼頭、皇后碼頭，以至今次菜園村、立法會那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氣魄，便知他們多麼有希望－－希望藉着他們的行動改變社會。若果你認為他們因為無望而上街，那只是因為他們所希望的，不符合你對他們的期望。
沒有人笨得以為「八十後」是高鐵風波的唯一參與者，他們只是最顯眼的一群；任何能夠引起關注的社會運動，議題或其代表的精神必然具普遍性，否則影響力（或對建制的殺傷力）大極有限。單以「八十後」的獨特處境解讀近日風波，難言全面。覆蓋面較廣的一些說法，如貧富懸殊和社會流動減慢，似是替我溫習社會實況，無甚新意。
接下來的，或許也沒什麼新意，只是我的角度。
在一個著名的心理實驗，研究人員給你和我一百大元，叫我們「分贓」，規則是這樣的：我提議比例（如你四我六），你可以拒絕或接受；若接受，你我各取所得，相安無事；若拒絕，你我都一無所獲。整個實驗是一次過的，沒有談判的過程：我提議，你回應，一是依照我的提議，一是拉倒，就是這麼簡單。百分百理性的你，應該一角也會接受，因為任何數目都是不勞而獲的天降橫財。然而，實情不是這樣，若分得二十元或以下，大部份人寧願「兩敗俱傷」都會拒絕；基本上，提議愈不公平，遭拒絕的機會愈大。這實驗叫做「the ultimatum game」，證明人不是百分百理性，面對不公平對待，有時「損人不利己」也在所不惜。
別人對自己不公，我們當然憤怒；若我們是第三者，看見不公平的事，又可會袖手旁觀？另一個實驗，叫「third-party punishment game」，有三個人：施予一方、接受一方和第三者。施予者收到一百元，接受者身無一文，第三者有五十元。施予者決定給受方多少，受方只能接受，然後第三者可以懲罰施予者；第三者每花一元，施予者便失去三元。一位百分百理性的第三者，不會花錢懲罰，只顧把五十元袋袋平安。可幸，實情再不是理性可以解釋，當施予少於五十元，55% 的第三者不會袖手旁觀；施予愈少，懲罰愈大。這實驗再次證明人非理性，看見不平事，「損人不利己」地替人出頭也義不容辭，用心理學詞彙，這叫「altruistic punishment」，altruistic（利他）因為這個懲罰對第三者來說是 costly 的（實驗裡是花錢，現實中是花費精力），但得益的卻不是自己，而是另一位遭受不公平對待的人。
社會運動不就是「altruistic punishment」的體現嗎？參與者就像實驗裡的第三者，他們未必是受害者，卻願意花時間精力來絕食、苦行、圍堵，就是要製造麻煩，「懲罰」他們認為不公義的建制。（能夠影響施政固然好，但可能性有多大，大家心裡有數）他們「不理性」？對啊，他們當然不理性，不平則鳴這行為本身就是不理性，以上兩個實驗已經證明了這點。當然，實驗和現實是有分別的。社運人士對建制的「懲罰」遠遠比不上實驗那「一元罰三元」的效率，現實裡，「懲罰」的效果未必是即時的，而且很難量化，十分考驗社運人士的決心和信念。此外，現實世界這個 game 不是玩一次便算，而是重覆博弈，當中不排除有些例如「博出位」（心理學的說法是「建立聲譽」）等長遠考慮。這些差異不重要，最重要是知道追求公平實乃人性的一部份，只要不公平的事夠多，社會上便有夠多的人走出來抱不平，這班「搞事」的人以二十出頭為主，只是延續一貫社運「傳統」，不足為奇。所謂「八十後」現象，不就是這麼簡單？
貧富懸殊，社會流動性減，這些只是表象，只是持續不公的結果，我相信社運人士真正要求的，不是結果的絕對公平，而是過程的絕對公正。以六合彩為例，這是一個結果懸殊得不能再懸殊的遊戲，但很多人仍然樂此不疲，因為其過程公正－－是「看得見」的公正。借用一句法律界用語：Justice must be seen to be done。自己說自己公平是沒用的，只要夠多的人認為你不公，便有夠多的人走出來「懲罰」你。
可能被指處事不公的，不限於政府，而是任何有權作資源分配的人（施予者），雖然示威矛頭通常指向執政者，但骨子裡的不滿涵蓋什麼人，大家心裡有數吧。今日香港的建制，憑其獨特的設計，造就了一批獨裁者。這批獨裁者以為大權在握，便可予取予攜，「理性」地把利益無限擴大的同時，以為群眾也會「理性」地乖乖就範。也許大部份「理性」的香港人真的乖乖就範，怎知一群熱血青年就是喜歡「不理性」地多管閒事、抱打不平。
說到「獨裁者」，令我想起另一個實驗，叫「the dictator game」。遊戲只有兩人，一位獨裁者，一位受方。獨裁者收到一百元任其分配，受方沒有發言權，只能接受。百分百理性的獨裁者只會獨吞那一百大元，然而實情是否這樣？沒錯，有些獨裁者固然不理受方的死活，但願意給錢的也不少。一次研究找來各地不同種族玩這個遊戲，發現獨裁者的慷慨程度因文化而異，最吝惜的民族的獨裁者平均來說「竟然」願意「自動獻上」25% 給受方，最慷慨的願意「獻上」45%。對於絕對理性的香港獨裁者來說，這簡直不可思義，做獨裁者怎能做得如此不「理性」？我只能說一句，如果你無止境地「理性」貪婪，終有一日有人「不理性」地走出來提醒你，人性從來不理性。
（2010 年 1 月 27 日 信報副刊）
主要資料來源：
Ernst Fehr & Urs Fischbacher
2003, Nature, Vol 425, 785-791
The nature of human altruism
Joseph Henrich, et al.
2006, Science 312, 1767-1770
Costly Punishment Across Human Socie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