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背景下的鄧麗君流行音樂
文／賴彥甫

編者按：我們常說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鄧麗君的歌聲，鄧麗君早已成為了「大中國」想象的一個符號。然而在80年代，鄧麗君音樂的流行實際上鑲嵌在兩岸冷戰和中國市場化改革的歷史背景中。一方面，台灣因應鄧麗君在中國造成流行一事，鄧麗君遂被國民政府用作對付中共之心戰武器，同時大眾傳媒將鄧形塑為一位堅持反共立場之愛國藝人；另一方面，鄧麗君的音樂提供改革開放後之中國人想象「啟蒙」現代性、女性氣質，塑造個人意識的資源。與此同時，鄧麗君的歌曲被政府批評其為來自資本主義社會的黃色歌曲、靡靡之音，遂遭查禁。

鄧麗君的歌聲風靡華人社會，是至今目前為止華語歌壇最為成功且知名度最高的歌手。1986在年，鄧麗君被美國《時代》 (Time) 雜誌評為世界七大女歌星和世界十大最受歡迎女歌星。鄧麗君如此成就，迄今未有歌手能迄及。鄧麗君是當代最具影響力之華人歌手，她的影響力不只是商業上的，同時也是文化上的、政治上的。鄧麗君約莫於年代，成為橫跨兩岸之流行音樂文化現象，風靡彼時中國社會，並因此獲得有十億個掌聲的美名師永剛等。雖然鄧麗君音樂究竟是借由何種途徑進入中國造成流行，已難以考證，但鄧麗君的流行音樂之所以能流行於彼時中國社會，並對中國社會及流行音樂造成劃時代的影響，有其時代脈絡。然而，這一跨足兩岸之流行文化現象，很快地便被收編至彼時兩岸關係中。

童年時，很喜歡到動物園遊覽，愛看不同類型的動物，還記得海洋公園的海洋劇場， 海豚跳出水面於半空頂球，海獅又會跟觀眾揮手， 咀邊常掛着微笑的樣子，非常可愛。到底這些野生海洋動物是怎樣被送到這裏的呢？又是否天天要接受訓練才可以表演呢？當年心內都有着這些疑問， 當然，沒有人給我一個確實的答案。

時代改變，透過不同的渠道得知很多動物園的真面目，很多都只是虛掛着保育名號，實際上只視動物為人類提供娛樂表演的工具， 美其名說教育公眾，增加對野生動物的認識， 說穿了也只不過是娛樂環節，對動物更是沒有福利可言。 海豚表演半空頂球，對公眾來說又有何教育意義？

早前海洋公園有兩隻小海豹出生，亦先後有小海豚不幸夭折，園方的護理總監指夭折屬常見情況，更指圈養的出生存活率比野外的高， 難不成還要感激園方為牠們繁殖下一代嗎？ 在圈養的環境被繁殖，本身已是違返自然常理，動物園也不是個合適的成長地，就算僥倖能長大，也只不過是延續父母的悲歌，天天受訓表演，永遠活在看不到海洋的石屎魚池內，孤寂的渡過一生。

英國大選落幕，執政右翼保守黨意外大勝。工黨在原根據地蘇格蘭幾乎全軍覆沒，被蘇格蘭民族黨（SNP）完全擊潰。有說蘇格蘭的選戰結果代表了主張獨立的蘇格蘭民族主義抬頭，但如果純粹以民族主義的框架來理解SNP大勝，著實是捉錯用神。

由去年蘇格蘭的獨立公投，到今次英國大選，SNP當然沒有隱藏主張蘇格蘭獨立的立場。但在爭取選民支持獨立或者是投票予SNP候選人時，蘇英兩地的文化差異卻一直不是主打。參閱去年SNP政府發佈的蘇獨白皮書，該文件列明獨立有三個目的：令蘇格蘭更民主、令蘇格蘭更繁榮、令蘇格蘭更平等。換句話說，獨立只是手段，並非目的。獨立要爭取的，是要從倫敦西敏寺國會那兒取回權力，制訂更適合蘇格蘭國情的政策。

在香港講回收，取決於價格，絕少談價值。

鋁罐、銅線、紙張，有價有市，便叫有價值。塑料、發泡膠、玻璃樽呢？

推動減廢的「結束一桶專棄」朋友，某年七一遊行在街頭做回收。上百位義工將宣傳單張、鋁罐逐一分類，又把膠樽解體，分了樽蓋、招紙，再把樽身踩扁，壓縮佔用的空間。忙了五個小時，收集到一萬六千個膠樽，賣得約九百大元，剛夠抵銷運費車資。至於360元的收入，是賣紙所得。

按最低工資計算， 100人x 50小時，理應盛惠15,000大元。但現實是，揮汗勞累了五小時，換得不成比例的360元，以香港主流的「成本效益」評斷，這樣的回收行動，是血汗十足，卻不值錢。膠樽回收價拍得住廢紙，但輕身和佔空間的「死穴」，命中註定是蝕本貨。

循這套計算經濟效益的思路，我們是該慶幸本港塑膠還有32.1%(2012年數據)的回收率嗎？無怪乎，我們理所當然地、把塞滿相當於68萬輛貨櫃車的塑膠，扔到堆填區。這67萬公噸遭遺棄的塑膠看似無價值，但大家心裡明白，棄置到堆填區，還是要人埋單找數。而在云云塑料中，膠樽命最硬，除擁有難以分解的金剛不壞之身，脹鼓鼓的樽身，「生人霸死地」般吞噬著寶貴的堆填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