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學生報特稿之一]都市化下的暴力](/sites/all/themes/inmedia_2021/images/white.gif)
編按：這邊廂，關於「港警殺尼泊爾露宿者事件」，本地評論文字不多；那邊廂死者的兄長已抵港，妻兒其後也會到來。本地少數族群已聚合運動，更有示威行動，為死者討回公道。有見及此，《中大學生報》原訂四月出版的四篇相關文稿—現率先於獨立媒體發佈，期望可以在中文世界促進討論，啟動社會進行自我反思。
我們不能逃避的是，無論我們是否在懂事後認識六四是什麼，都應懂得廿年前的春夏之交發生了什麼。我們作為六四亡者的禮儀師，慎重處理當年的死亡是我們每個生者的責任。早前，經獨立媒體民間記者原人和朱凱迪打聽，城大評議會阻撓六四特刊派發之民間報導，引發近來罕見的60篇回應。事情鬧大不可收拾，城大方面迅即改變初衷，事情又好像冷卻下來了。而另一邊箱，港大學生會就以”為公義與真相發聲”為名，於四月十四至十六日對” 平反六四屠城”進行全民投票，究竟這些問題是否應該由公投來處理呢？其中暴露的問題卻未有得到深入討論。
第一章 山雨欲來風滿樓
外篇三 八萬五的由來與後果
短短六、七年時間，樓市驟升暴跌，特區政府被弄得人仰馬翻。先是九七年的「八萬五」建屋宏圖，Ｏ二年卻換來鐘擺的另一極端，改行房屋及規劃地政局長孫明揚提出的「孫九招」，幾乎完全停止土地供應。這兩個南轅北轍的政策，相距不過數年，在在說明市場變幻莫測，實非一個政府能準確預測得到。
今天「八萬五」在香港已等同中國大陸的大躍進，代表不按實際情況、「超英趕美」式的浮誇假大空政策，例如大量增加大專學額的政策被戲謔為「教育八萬五」，但「八萬五」是怎樣開始呢？坊間認定行政會議成員梁振英是始作俑者，而董建華上台前，的確委任了他當「房屋小組召集人」（董建華還同時著梁錦松和譚耀宗，分掌教育和老人福利事務），而梁振英本人也確曾提交了一份房屋政策報告給候任的董建華。故此梁振英成為公眾眼中倡議「八萬五」的「嫌疑犯」，甚至有人覺得他不過是為了方便門下的測量師行撈生意，惟他本人極力否認。
不過大家還是可以從其他渠道找到更多端倪。
待你死去兩天之後， 我才在報上得知你是個土生的尼泊爾香港人，名字叫Limbu。你知嘛?至今，那跟警察對峙的分多鐘片段仍佔據了我的腦海。不祥的肅殺、受威脅底下的緊張、命令叱喝式的廣東話與無可挽回的轟然槍聲，接下去便是臨近死亡的恐怖寂靜。就這樣，你的死亡來到我的電腦屏幕前。事後，好些香港人不懷好意的説這説那， 説你是疑人狂人野人怪物人蛇，總之是我城的異物。其中， 野人一説猶可圈點。
正如許多香港人一樣，我是從報紙上得知這些的： 一年來， 你於荒野般的山坡居住，冇瓦遮頂，衣食住行暴露人前，時而高聲怪叫，時而山嶺上公然小解， 這即是所謂的“野”。不過，你的“野”也沒有完全脫離都市。你會拾荒，撿拾附近市集剩餘的破爛水果；下雨天，你也會到屋邨走避走避； 有時，街坊也會給你送上煙和飯。也許，這些華人鄰居不一定很接受得了你的“野”， 其反應可能只是對你的流離失所及溫飽不保產生同情共感罷了。不過這卻十分重要， 因為它稍稍鬆動了文明心靈， 叫我們得以設身處地想像一下別人的困境。就是説， 面對那些也許是不雅的行為， 若放在整體狀況來衡量的話， 即放在像你這樣一位身處極度匱乏之人的狀況來衡量， 其實不算什麼回事！然而， 這種匱乏狀況不是天生的， 它其實也是我城的一部份。
南港島綫專輯，拍攝於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６日
有關南港島綫第一輪諮詢已經完結, 我相信港鐵心中已經有一個方案, 黃竹坑是一塊可以發展最大最高資產的地段，估計有三百多億元。當你們(港鐵高層)想盡腦汁怎樣得到長遠效益同時, 為何海怡／利東的民意一一順應，反過來看黃竹坑區居民的訴求，通通反對，你們意向如何，目的如何？
各執一詞的煙幕
年齡已過百的人瑞級法國人類學家李維史陀曾研究過南美的一個部落，部落裡的人被邀請繪畫其部落的屋子分佈。同一部落，畫出來的分佈圖，竟然出現了兩種分佈的模式。第一種呈同心圓狀，一個大圈的屋子圍著一個小圈的屋子。自不待言，大圈和小圈的屋子份屬同一部落的兩類人。第二種份佈，相同的兩類屋子並不呈同心圓分佈，而是左右門神各據一方。
圖：蘋果日報
星期日的「抗議加煙稅遊行」(參與者笑稱「煙民遊行」)，場面令人嚇一跳，總共有一千四百人參加。
「煙民」抗議財政預算
雖然遊行主題是「特區政府最無能，只識加稅蝦煙民」，但不少參加者表示，他們多被「俾狗都唔食」的財政預算激怒出來。
遊行由立法會步行到政總，場面很有趣，每行幾步就見「煙」霧瀰漫。部份市民說遊行屬香港少數自由吸煙空間，這次走出來反對加煙稅，為了表達被壓迫到「無氣透」的不滿。
2009年有『6521』之說，也為了中國『政治敏感年』作了具體的解釋。過去百年在中國所發生的大事，許多都在逢九之年發生：共產黨建國60周年、達賴喇嘛出走50周年、六四事件20周年、以及法輪功包圍中南海10周年，這也就是所謂『6521』。這些事件之所以敏感，不只因為是大事，而且還多是『有苦主』、『未解決』的懸案，這些『苦主』似乎都在侍機而動，希望在這個年頭為『翻案』爭取更多的政治能量。
當中最讓中央政府煩心的，理應就是西藏問題，特別是去年發生了 314 事件，西藏問題今年更是極為敏感。打從年初起，就一直有消息指西藏流亡政府呼籲藏民不要慶祝藏曆新年（新曆2月25日）；而剛過去的3月10日是達賴出走50年的紀念日，雖然香港視之如無物，但在藏區則不斷傳來衝突的消息，然而由於消息封鎖，許多消息根本無法突破內地，能夠傳出的消息也難以確定真偽，就如昨天明報頭版的『狂徒重慶殺哨兵奪槍』，就引述星加坡傳媒指策動『恐怖襲擊』（槍殺一名軍人）的四名『狂徒』是藏人，然而事情並未被證實。
「行政主導」是個很奇妙的詞，伴隨着香港人成長，大家甚至對它有點感覺親切，覺得這四個字代表了香港。二○○九年二月六日在本版發表〈上馬〉一文，談到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的建設令石崗菜園村幾百村民面臨滅村之災。之後的日子對事件的介入多了，也體驗到「行政主導」在落實時的不同面向。
今年是六四民主運動二十周年，本地不少大學學生組織都積極參與紀念活動。各大學的學生報亦準備製作特刊，令有關中國民主的討論得以持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