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媒體（香港）聲明：
《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本周二讀
「截取」定義含糊不清 草率通過葬送巿民私隱

《截取通訊及監察（修訂）條例草案》將於本周立法會大會恢復二讀。立法會法案委員會在審議本草案時，一眾民間團體及立法會議員也曾屢次表達《條例》過時，不足以保障市民的私隱。然而，當局漠視《條例》須大幅修訂的需要，草率進入二讀辯論，並一直拒絕回應條例是否適用於網絡即時通訊軟件，如whatsapp、telegram等（包括文字、圖像、聲音）。現時通訊環境與十年前已截然不同，執法機關根本無必要「截取」即時通訊的訊息，只須向裁判官申請法庭手令，甚至不索取手令，直接索取用戶已被程式的終端機或電訊商儲存的訊息、用戶名稱、用戶網際網路協定地址（IP地址）及登入紀錄，不再需要依靠傳統的「截取」方式——「勾線」（竊聽電話對話內容）。

現今科技多元發達，使「截取」定義存在極大灰色地帶，難以有效監管執法機關「截取」市民通訊的實況，並使市民的個人資料更容易被有權者掌控。過去五年（註），執法機關根據《條例》向法庭申請授權的數字維持在一千多宗，但執法機關直接向本地及互聯網供應商索取資料的數字卻達4,000宗以上，這每年4,000宗個案完全不受《條例》監管。

這兩天網上不斷流傳的一份由教育局發放的《不自殺契約》，網上評論多屬批評甚或譏笑。對此，我們的心理學家有一點回應。

該《不自殺契約》是出自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組於2015年更新的《學校處理學生自殺問題電子書：及早識別、介入及善後》，刊於附錄十八（pg.52）。

在輔導過程中，與被輔導者訂下某些「契約」（contract）屬常見並經驗證屬有效的一種手段。這絕非期望被輔導者在訂下契約後會因怕接受「違約」的懲罰而遵守規則，而是希望透過建立契約的過程，將契約涉及的內容突顯（highlight）、具體化，期望該內容能進入並常駐在被輔導者最表層的認知記憶當中。

套用在有機會自殺的學生身上時，契約能對一個思考情緒處於較混亂狀況的學生，讓他將焦點放在最簡單亦最易記憶的自救方法之上（如：協助者、求助電話、分散注意力方法），以增加他們在有自殺念頭時能回想緊急自救方法的機會。

所以，此《不自殺契約》的存在價值並非在於立即解決所有與學生自殺的背後原因，而是作為一個急救工具，以減少學生執行自殺行動的成功率，亦為輔導學生爭取時間（buy time），同時讓他與立契參與者（如家長、老師）建立一個較緊密的關係為以後的輔導開路。

（獨媒特約報導）歷史博物館日前（3月12日）舉行常設展覽更新工程公眾諮詢會，就更新「香港故事」常設展諮詢市民意見。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黃秀蘭、館長陳成漢、擔任博物館專家顧問的丁新豹和研究香港史的學者蕭國健教授都有出席諮詢會。被問及是次改動會否因政治因素而影響展品，陳成漢在會內強調康文署已明言「放手」，希望以聽取市民和教育界意見為主。

歷史博物館與第二代香港故事常設展於2001年落成，至今已逾15年。陳成漢指常設展主題依然會主要圍繞香港，並擬增加多元社會如少數族裔、國際關係等主題，希望就展覽主題增減、展示手法、時間下限等大方向聽取市民意見。

（圖：蘋果日報）

黎局長：

你好，我是獨立媒體（香港）的政策倡議主任，我們一直跟進《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的修訂發展。相信你也很清楚，下星期三《截取通訊及監察(修訂)條例草案》（下稱《條例》）便會在立法會恢復二讀辯論，由《條例》修訂的法案委員會開始首次會議，我便成為會議的忠實觀眾，我們開會前直接去信委員會主席葉國謙先生，把獨媒對《條例》修訂的建議聲明遞上立法會，並把聲明傳送給每一位立法會議員，讓我們的建議最後得以在立法會討論。

一直代表保安局回答議員題問的，是保安局副祕書長李美美。她一直盡忠職守，禮貌地回應我們的提問，雖然貫徹政府的原則性官腔，但那仍不減她的溫和禮貌。當劉慧卿議員引用我們的聲明，同時在涂謹申議員的多番追問下，問她《條例》是否包括監管網絡即時通訊軟件，好像whatsapp, telegram等時，她說總之《條例》裡「通訊」的定義就等同《電訊條例》內的「通訊」定義，還一而再再而三，不厭其煩地把定義讀出不下十次，雖然等於沒有回答執法機關有否監聽市民的whatsapp, telegram，但她的耐性的確比很多局長甚至特首高出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