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晚，政府包機在機場降落後，受驚過度的母親就在家人的陪同下到了政府安排的車上等候，我一人站在眾多死者家屬之中，靜靜參加了遺體告別儀式。風笛奏着《Amazing Grace》，很莊嚴，也很淒涼。我看着棺木上的白布貼着一個個的團友名字，淚水如注。誰會想到這個旅行團回到香港時會是這個樣子？

我淚眼看着傅太帶着她的一對子女到她丈夫遺體棺前告別。她只有四歲的小女兒在飛機上不時嬌滴滴的問母親：媽媽，為什麼爸爸回香港但是不回家？媽媽，為什麼我閉上眼睛會看到爸爸？一句句稚子無知的問題，聽得人心絞痛，可敬的是傅太仍堅強得很，仍以逗小孩的聲音平和地對女兒說爸爸已上天國，着女兒和爸爸說再見，過了一會，才傳來她痛哭的聲音。還有汪小妹的呆滯眼神，如所有情緒被抽乾了，讓人看得心痛。下機前，我走到導遊Masa 的母親前面，握着她的手，不知道跟她說什麼，只能說，我很想謝謝Masa，他一直很照顧團友，直到最後一刻。

回家的路上，我透過車窗看着天上的月亮，圓得讓人心痛，不知是農曆十五還是十六，又是那麼亮，亮得那麼冷漠。

這幾天我把事情想了很多遍，心裏有極大的憤怒和悲傷，還有說不出的愧疚。我一直在想，為什麼我們沒有行動起來拯救自己？為什麼在漫長的等待過程後，我們仍靜靜期盼那似乎是永不會來的救援、把自己的命運交付那無能的政府？

七月十七日，《最低工資條例草案》終於在立法會通過，儘管比國際勞工組織的指引落後了八十二年，香港打工仔的最低工資總算落實在望。可是，假如我們將這個結果稱之為「勝利」，則未免太早——這個萬眾矚目的《最低工資條例草案》，其實是殘廢的，企圖挽救它的議員修訂全部不獲通過。

殘廢一：立法會斷舌截臂

為何殘廢？立法前夕，最低工資價位在輿論裡鬧得沸沸揚揚，工會要求時薪三十三，自由黨的張宇人在城市論壇放言壓價至二十元，諸般爭議耳猶在耳，可是立法會辯論延綿四日之後決定最低工資幾多錢？如今水靜鵝飛，無人懂得回答，皆因問題問錯了：立法會無權決定最低工資水平。有權決定的是特首，最低工資委員會閉門談好了一個價碼後交給特首，他說就行就行不行就不行。而這個委員會一十二個成員均由特首欽點，有諮詢權無決定權，講人自講。換言之打工仔的衣食最終取決於特首，又或者是特首背後嚴重向商家傾斜的小圈子選委會。
商議最低工資政策的過程交由委員會黑箱作業，立法會無權插口，猶如斷舌；決定政策內容的是特首，立法會無權插手，猶如截臂。與其說《最低工資條例草案》是落實最低工資的保證，倒不如說它是把立法會斷舌截臂，阻止市民藉議會制訂合理工資保障的屠刀。

殘廢二：家庭傭工出局

農歷七月十四，整天在外工作。盂蘭節近，舊式屋村燒衣習俗盛行，路過時只見衣紙滿天飛。傍晚時，已知道馬尼拉前警員狹持香港旅行團一事，但直到午夜回家後，看到電視新聞不斷重播梁太令人心酸的自述，才開始體認到「事件」的發生。這兩日，網上幾乎都是相關事件的悼念和評論。有淡然的感傷和哀悼，有針對當地政府處理手法的批評和揣測，有針對菲國（人民）的不滿情緒，也有分析港人反應的冷靜評論。不同的慘劇，每天都在世界各地發生。部份網民的傷痛表現，固然與媒體「大事件」式的呈現，以及香港人命運相連的族群想像不無關係，但依然是真誠而可敬的同情共感。不過，我們應當將這種同情共感，轉化為對他國人民處境的了解和政治行動，而非針對其他族群的歧視或仇恨。

「香港從來不在乎文學，何況董啟章式的書寫。但因為有了董啟章，香港有了另類奇觀」，這是王德威為董啟章的《物種源始・貝貝重生之學習年代》（下稱《學習年代》）寫的序言中最直接明了的一句話，它有兩重意義：小說本身的獨特，以及在香港這樣一個環境中寫作這本小說這一行為的獨特。這是一本獨一無二的奇書，它的生成方式訴諸形而上的思辨而不是訴諸對形而下生活細節的把握，也是它有別於其他的主流「先鋒」小說的。目前漢語文學有一種潮流是逃避難度、掩飾難度、甚至貶抑難度（無論它本身是否具有難度），以至於像董啟章這樣直面寫作難度的小說家成為了難以理喻的異類。

這個難度不止存在於小說作為文學的構成上（小說的一半內容是對其他作品的討論，議論而非敘事成為了小說的另一個重心，挑戰著讀者的耐心和細心——如何在議論中尋找到未來敘事的走向？），它更觸及兩個長期質問著每一個嚴肅寫作者的、讓人非常為難的問題：第一，作家作為一個創造者，他的自由有沒有限度？這是董啟章一貫反思的一個主題；第二，文學與行動之間關係如何、思考者能否對現實採取行動、而行動又能否取得結果？這重問題在「自然史」三部曲的這第三部上篇終於大面積地起動，然而並不提供答案，也許寫作的過程本身就蘊含著答案，也許並沒有答案。這一切的發生就像觀看喇嘛辯經，我們聽論辯如音樂，但在最後的沉默與擊掌之間，意義獲得了自足或者說我們所不理解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