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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派職員被劫「向前走」 簽名不足扣資源

以鄭耀棠為首的「政制向前走大聯盟」,於12月17日成立後發動網上簽名行動(網址:http://vote.stnn.cc:8080/),呼籲全港市民積極就政改諮詢文件表達意見,卻被一眾網民惡搞,被迫於上星期初停止顯示簽名。消息人士透露,相關人士將會在下年1月9日至17日間,在全港十八區舉行簽名運動,卻強迫群帶團體揹夠簽夠人數,否則扣減人工或削減資源,甚為不公。

街站募簽名 不足扣資源
該名不願透露身份的團體職工指,建制派將會在各選區動員職員及議員,在每區不同的點設街站,約一小選區設兩個站點;其中在1月10日及17日兩個星期天,更表明「必須」擺街站。他表示,強烈不滿是次行動,因民建聯、工聯會及地區團體都需要揹數,平均一個職員需要揹約2000簽名,若同屬兩個團體更需要3000個。同儕間亦盛傳如簽名數量不足,可能會被扣減人工,或影響日後選舉工程獲分較少資源,不理解為何此事會影響地區資源分配,擔心團體同工為求湊足簽名,未能清晰解釋簽名作用及目的,無法令市民理解政改諮詢文件,難以促進討論。

身在嚴寒的北京,一方面努力翻牆,希望可以突破金盾看到平日唾手可得的資訊,像劉曉波被判十一年的消息,沒有一份內地傳媒報導;一方面見證北京這幾年來的巨大改變,許多高樓大廈拔地而起,像 IFC 一樣的名店大商場遍地開花,但拆遷、房價、移民、交通、蟻族等問題亦越見明顯。北京的交通變化得最是巨大,雖然四處可見漂亮的公路,但由於京城汽車的數目正以每天一千多輛的速度上升,現時近四百萬的車輛正挑戰北京城內公路網的極限,每天堵車已是家常便飯。房價飈升更是問題,京城有這樣一個黑色笑話:『二環內聽的是外國話;三環內聽的是溫州話;四環內聽的是山西話;五環內聽的是廣東話;六環聽的才是北京話』,本地人都給迫出北京城了。遍佈京城和其他大城巿的外圍的,還有一班高智、群居、弱小的蟻族們(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這群八十後和九十後的失落和失望,是中國強勁的經濟發展背後的陰影。如果有興趣了解多點內地年青一代對房價的看法,不妨一看剛被停播的電視劇《蝸居》,在內地很受歡迎,但也似乎因為太直接,所以難逃被停播命運。

區紀復講座摘要:愈少愈自由

台灣著名簡樸生活者區紀復,曾留學瑞士,是高材生,但他二十六年前毅然辭去工程師工作,不再打工,從此過清平生活,自耕自足,每月消費僅一千台幣,但心中富有。在台灣推廣簡樸生活二十多年後,他認為是時候來港宣揚。以下節錄他在12月26日於旺角Club O(綠色生活教育基金)的講座,以饗讀者。

我在台灣花蓮住,對著海,那裡猶如天堂。但來到香港,看到大廈愈來愈高,街道十分狹窄,空氣極不流通,這裡就像地獄。

我來這裡前,又看到旺角的商店擠滿人,他們在地獄做甚麼?他們買的那些東西,對我毫無吸引力,送給我也不要。

但我不介意由天堂過來地獄,我想為大家帶來天堂的快樂。

去年我寫了一本書《愈少愈自由》。現在全球領袖才開高峰會議減排,我二十年前已這樣做。我的屋是自己搭的,從拆樓的地盤拾來建築廢料;我不用電、不用自來水。我燒柴煮米,生活很簡單。雖然用柴會製造二氧化碳,但我會多種樹,吸取二氧化碳。

我的生活儘量少。錢少、慾望少、需要少。想到錢少,有人就會恐懼,但只要動腦筋,凡事自己做,就不成問題。慾望少,因為那些商品對我毫不吸引,它只代表慾望。「發展」是一個漂亮的面具,很多人因此都受騙了。你看看每一個人是否快樂,是否平安,彼此之間有沒有愛?這才是最重要的。

晚上11點半綜合報道

今日共有21名聯署了《零八憲章》的本地市民,一同經羅湖返回內地投案,21名投案者列成一隊,當隊頭步入內地邊防之時,身穿便衣的公安人員將前排的3名人士拘留,其中有人尚未踏入內地邊防便被強行拉走,另有1位持攝錄機,亦是最年輕的被拘留人士天佑,是一位只有16歲的學生。另外有2名《明報》的隨行記者同被拘留。這6位人士,今日晚上八點半前已全部獲釋返港。《明報》於晚上11時,發出聲明抗議內地人員越境執法。

中國著名公共知識分子、《零八憲章》發起人劉曉波在12月25日早上因煽動顛覆國家罪被北京法院判監11年,舉國嘩然。香港連日內不斷有示威和聲明譴責這次判刑,到今日下午,有21名聯署了《零八憲章》的香港市民在網上相約在粉嶺火車站,打算經羅湖口岸過關,並按正式的途徑向中國公安投案。他們表示,反對中國當局加諸劉曉波身上的罪名,若果共產黨的司法系統認為發表言論也是犯罪,他們願意與劉曉波共同承擔罪責。

●21名聯署人到深圳投案

前往深圳投案的21人年齡最細者最有16歲,其餘人士由十多歲至三十多歲。他們在粉嶺火車站集合時,便有便衣跟隨。約4點抵達羅湖後,一行人按一般程序通過香港海關,之後在免稅店前用黑色膠索帶綁住雙手,並在身後插上「簽署零八憲章」的「犯人牌」。一行人之後排成一條直線沿羅湖橋向深圳方向前進,當隊伍接近羅湖橋的中線時,在中國一方嚴陣以待的十多名穿制服及便衣人員突然行動,越過中線將4名投案者帶走,同時亦有人越過中線搶走投案者身後的「犯人牌」。所有穿制服及便衣人員都沒有表明身份或者向投案者說明行動的理據。除了4名參與者,尚有2名隨行的《明報》記者和另外3名路經該處的市民被內地人員押走,據被拘留的投案者表示,該3名市民是因為手上分別有手機、遊戲機及相機,因而被拉入拘留室,3人都大呼無辜,3人都於稍後時間獲釋。

當4人被押走後,剩下的投案者決定不再向前走,因為他們認為已不能按正規程序向中國當局投案,也不能保證投案者在受審訊前的人身安全,因此他們改為向香港警察報案求助,並召開記者會。投案者表示,當他們向就近的警察求助時,警察表示「無能為力」,若他們欲過關,香港警方即無法保護他們。他們之後到報案室,但警察沒有受理,說只能夠與國內聯絡,了解被扣留人員的人身安全。接着,警察在羅湖橋設示威區,餘下的投案者逗留至六點多後離開。

致一個被囚禁者(116°46′E ,39°92′N)

莫須有的罪也莫須判
他們想把你在每一篇檄文中刪除
使你成為真正的莫須有先生。
他們從永定河中撈出空氣凍成的白骨
給你做了莫須有的鐵窗、莫須有的枷鎖,
卻沒想到你從白骨裡蘸墨
畫出了夢裡人焚燒的春閨餘燼。

在這餘燼國度,人和鬼
都逆著狂風找尋亂灰上莫須有的腳印
猶幸總是一場冰接著一場雪來把它們封存。
崑山下人們駐馬、繫船,在冰中
在飲冰的口中燃你的名字取暖,
馬凍成了石馬、船傾覆成墓、浪成荒草
火焰卻隨冰吞下,煉為腹中劍。

奇字歷落蛟龍盤,如大雪
呢喃無盡檄文,把莫須有寫遍。
我等天地為家、風作床,耐得住百般搜查
獄卒仍在狂歡,他們的笑聲已經嘶啞
先生!此刻靜極,只聽得積雪草下
驚蟄的蟒蛇窸窸、鬼魅宵征、
燕市上爆裂了春酒一埕。

楚囚從容,讓我們把這烈夜一盞盞飲盡。

2009.12.9.劉曉波先生被囚一周年

香港獨立媒體網一路走來,不經不覺已經五年。堅持獨立自主,開放平台,報導主流媒體所忽視的重要議題。固定讀者人數不斷上升之餘,積累的問題自然也不會少。常被談論的如報導欠多元化;深入的採訪欠奉;貼文不穩定,常常出現數日也沒有更新的情況;轉貼主流報章的文章過多等等。五週年了,編輯部也希望作出一些小突破,今年年底,特約記者團隊成立了﹗

特約記者團隊所為何事﹖從此以後,將會有一批持有 inmediahk.net 的記者證,代表機構進行採訪﹗團隊成員均為義務性質,有現時獨立媒體網的編輯,也有長年的積極作者,又有曾參與獨立好媒體主辦的工作坊成員。團隊會根據編採審理程序運作,定期召開會議,策劃採訪的工作計劃。此外,亦會組織成員採訪重要的社會事件,望能提供更多即時的民間報導。各位讀者將會陸續於獨立媒體網上,看到特約團隊的報導,希望運作成熟之後,當會公開召募團隊成員,擴充民間報導的數量與深度﹗

順寧道街坊 被逼遷的前夕

  順寧道在哪?從深水埗那邊囂鬧的街道一直往前走,由營盤街往左拐便是。街如其名一樣順和寧謐,跟一路走來那些油煙混雜的路構成強烈反差。沿著行人路走,兩旁大都是早已閉上鐵閘的修理汽車工場,偶爾有一兩家舊式理髮店摻雜其中。會瞥見上了年紀的理髮師,一邊替座椅上坐立不安的孩子剪髮,一邊跟坐在旁邊,打扮隨意而該是孩子母親的婦人談笑拌嘴。大約是橫越了一兩個街口吧,街上開始多了燈光,以及炊煙。幾家食肆裡面都坐滿了圍成一檯的食客,邊吃飯邊瞟著牆角閃動的電視螢幕。再走兩步,我終於看見了順寧道的街坊們。他們早已在行人路上架好了摺枱、擺好了圓凳。桌上放著兩個爐,爐邊則是一袋袋食物。

阿凡達高婆婆

十二月十八日,立法會內外眾志成城,財委會撥款押後。累怪了的村民、街坊、支援的市民稍稍放鬆了綳緊的情緒,好好休整了幾天。這兩天,大夥兒又重新動起來,《高鐵戰訊》也會由今天起,報告反高鐵撥款運動的最新消息和行動、新發現的立法會功能組別議員利益衝突、以及其他有助市民了解事情的資訊,並會分析主流媒體的報道。

●高鐵撥款如無意外將於一零年一月八日審議

看得見的感激
小小的驚訝
一些隱喻
避免想太多的方法
一個用來思考的地方
一個讓自己發洩並使心情變好的地方
一打綠色樹蔭
可以解決的問題
多過我投入的報酬
允許泥濘的地方
神靈的高效率與奢侈的典範
一個看見整個命運轉變的機會
一個彩色的慶典
遇見有趣的生物
耐性
一個「實踐復活」的地方
分享給所有鄰居的筍瓜
一個練習對付小掠奪者策略的地方
一個動手開始做的機會

Susannah Seton,《花園裡的生活驚喜》

日前見到獨立媒體有一篇動員反高鐵遊行的文章(1) ,把社運電影節放映的《鐵怒沿線》放置在從錄映力量到影行者製作的八齣紀錄片清單中,以作為歷史背景。

劉曉波: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

在我已過半百的人生道路上,1989年6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轉折時刻。那之前,我是文革後恢復高考的第一屆大學生(七七級),從學士到碩士再到博士,我的讀書生涯是一帆風順,畢業後留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在講台上,我是一名頗受學生歡迎的教師。同時,我又是一名公共知識分子,在上世紀80年代發表過引起轟動的文章與著作,經常受邀去各地演講,還應歐美國家之邀出國做訪問學者。我給自己提出的要求是:無論做人還是為文,都要活得誠實、負責、有尊嚴。那之後,因從美國回來參加八九運動,我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投入監獄,也失去了我酷愛的講台,再也不能在國內發表文章和演講。僅僅因為發表不同政見和參加和平民主運動,一名教師就失去了講台,一個作家就失去了發表的權利,一位公共知識人就失去公開演講的機會,這,無論之於我個人還是之於改革開放已經30年的中國,都是一種悲哀。

想起來,六四後我最富有戲劇性的經歷,居然都與法庭相關;我兩次面對公眾講話的機會都是北京市中級法院的開庭提供的,一次是1991年1月,一次是現在。雖然兩次被指控的罪名不同,但其實質基本相同,皆是因言獲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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