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八日之後,大夥兒休整了幾天,我恢復得尤其慢,到今天才能定下神來寫戰訊。政府一方連吃兩場敗仗,知道反高鐵的氣勢在上升,於是又黎一招「七傷拳」──霸王硬上弓,要令討論戛然而止。最新報道說,政府要求財委會在星期五和星期六連開兩日會共十小時,非要在本周末通過669億撥款不可。記者來電告知消息,說今個星期真係過硬啦喎,之後你地點?昨晚有朋友答得漂亮:仲好呀,次次都要叫人請假黎,今次星期五、六開會,更多放假的市民能夠來。八十後格言:轉念!逆轉勝!
學者說,青年人生活環境豐裕,追求的不只是溫飽,更追求價值或者生活質素,社會進入了「後物質年代」。因此,他們增加更積極對環保、保育或性向等議題發聲,表達不滿。反高鐵抗議就再次證明這個主張。
言重了。
今天 (2010年1月10日),一群社會服務機構的活動工作員(Program Worker,簡稱 PW) 和幫助他們的前線福利從業員工會舉行了記者會,申訴即使業界社工認同他們能夠在機構內發揮積極作用,他們仍然難於升遷,而薪酬低就阻礙他們修讀社工課程。同樣重要的是,活動工作員並不是常規職位,他們工作以至前景也相當不確定。
一點背景
政府在2008年開設三千名活動工作員職位,任職的青年介乎15至29歲 (即八十或九十後),多數為中五畢業生,也有少數是中三畢業的,月薪在6000至8000元之間,視乎年資和學歷。他們的服務對象由兒童、青少年、婦女、長者,以至傷殘和智障人士。主要工作有三類:機構一般文書操作,帶領小組或義工服務,協助中心舉辦大型戶外活動等。社工會從中指導他們,提升工作技能和人際溝通。
今天看了Lars von Trier的新作《Antichrist》(2009年),實在太震撼,稍後再談。
為了鎮驚,從MOMA出來後,我破例到了附近的咖啡店買了一杯咖啡連coffee cake(平日通常只會買咖啡)。驚魂稍定後,趁還有時間,打算搭地鐵往聯合廣場,在那兒附近逛逛。於是,沿着美國大道走,走到中央公園南,便上了黃線車往下城前進。
等車的時間,留意有一名下身只穿了短褲的少青經過,他向一名青年問路,問若果要搭六號車,要怎樣走。近日紐約非常冷,平均溫度是零度或以下,看見一個這樣只穿短褲的少青,實在令人奇怪。明顯地,我不是唯一一個感到奇怪的人,四周都有留意到這位少年,且感到好奇。慢慢地,我發現愈來愈多只穿短褲的男男女女,在面前或對面的月台出現。他們跟一般等車的人沒有分別,而且若無其事似的,只是下半身跟四周的氣溫構成了奇異的反差。上了車之後,發現不斷有短褲黨出現,我心在想:是在搞政治行動嗎?我問身边的陌生男子:「How all these happen?」他只是聳聳肩,然後說:「It's New York!」
讓我從八十後不是什麼說起。首先,它不是那些新聞標題上的媒體標籤,如援交少女、濫毒青年或什麼失落第四代,因八十後完全是站出來的青年行動者的自我命名;其次,他們也非以社會流動為核心的四代人論中的第四代人,因為八十後推出的政治議程或世代視野中暫時沒有上不上位之類的問題;最後,他們也非如政黨二三梯隊接棒般的世代交替現象,畢竟我們也不至於像政壇中人般汲汲於模仿黨中元老。
不過,最後一個例子倒是有些相似處,畢竟它也反映更新的社會渴求,分別只是前者的對象是政黨,而後者則回歸到城市問題。八十後不是○九年底突然冒現的世代組群,而是原來各自分散的小隊——天星皇后運動、今年的六四文化祭和七一政總留守等,在反高鐵運動中再次匯流成河。概括之下,有三個方面交纏地以青年之姿竄擾我們時代的巨輪:世代、空間和記憶。
前奏:跨世代的合成主體
昨天二時許便到了立法會。每到示威現場,我總會好奇的先到另一邊陣營觀察。不是因為要窺伺「敵情」,而是想要明白,到底是什麼的原因,會把這些朋友推到我們的對岸。正如面對冷漠的路人在遇到苦行者時刻薄的評語「食飽飯無事做」一樣,我從不會用懷疑的眼光來檢視他/她們,然後說:「都係收咗錢。」無論他/她們舉起的標語看起來是如何的自相矛盾。
許是早到了,阿迪在游手好閒沒事做,他說:「都用不着我做了!」他身後是「80後」的華欣與一名我不認識的朋友在搬枱和掛banner。嚴寒、陰天,陸續到場的苦行者,灰塵滿面。不敢打擾,我只在旁默默的看着他或她熟練地把墨綠色背心穿過頭上,「反高鐵」三個白色大字便貼服的掛在胸膛。這種墨綠色我好記得,天星時我們也一樣用過。
急:剛收到消息,陳巧文被重案組拘捕,現正前往九龍城警署。陳巧文稍後會再被送往軍器廠街警察總部旁的中區警署。今日(9/1)1:30pm,會於警總門外有聲援行動,請各位出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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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的拆遷一角"相片來源, 作者形容這相片為"不知道人民路拆迁工程的人会觉得这里刚地震过。。。"
新一年,新的開始,希望每位獨立媒體讀者新年進步。
前年看見一個泡沫的爆破,上年迎來一個更近的泡沫。
高鐵牽動本地千萬家園,菜園村、大角咀、荃葵和象山,也觸及無數國內市民對痛處。
上圖:Kay To攝
十二月三十日,大清早,順寧道69號地下就擠滿了人。那些聚集在樓梯口的人群當中,有些來自不同的民間團體,有些則是其他即將或早受重建之苦的舊區街坊,還有些年紀稍輕,或三五成群,或獨身前來,也許是響應網上召喚而來。這些前來聲援的群眾,好些,之前的行動經已碰過面,可是隔著馬路的一端,還有一批陌生臉孔。他們或正在擺設攝影機的腳架,或正從袋子掏出往上揭的那種記事簿,又或正在,整理胸前那部看來重甸甸的相機。那些,是記者。
我略感驚詫的原因是,之前的幾次行動都未曾見過他們的影蹤,儘管順寧道重建組那邊表示,他們早已將採訪通知發放予各大傳媒。可是,這一次,當其中一個租戶姚生姚太要被迫遷的時候,他們卻都齊集現場。我點一點那些擱在一旁的採訪車,再掃視記者們手握的咪牌,幾乎所有電子傳媒都到齊了。這該是頗能令人振奮的事,起碼,透過他們的報道該會令更多的香港人知道這件事,知道順寧道這個平凡而貧窮的地方正在發生甚麼的一回事。
不,等會兒。我們未必可以恁地樂觀,因為這些傳媒的報道角度,同樣地會影響到其他人對此事的觀感,那麼,就讓我們一同來,去為這些主流傳媒的報道,做個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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