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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進的酷兒組織和運動仍在美國流行，只是沒有受到主流媒體關注。
在2014年，主流社會的「同志議程」環繞著同性婚姻和跨性別人士從軍等較保守的問題上。這代表著很多重要的酷兒和跨性別事件未能得到大眾注意。
主流媒體作為守門人，或許對跨性別性工作者刑事化的傳言和酷兒人士在移民拘留中心的恐怖故事不聞不問，但社會大眾應該知道這些事件。這裡有九個故事，無疑將會在2015年得到迴響：
1. CeCe McDonald 被釋放了！在2011年，這位黑人跨性別女子在明尼蘇達州，因為抵抗一名有跨性別人士恐懼症、身上刺有納粹紋身的白人男子而被判入獄。在2014年1月出獄之後的幾天，她便到全國各地向大眾分享廢取監獄制度的意見。同時，她廣傳了Sage Smith失蹤的消息。Sage Smith都是一位黑人跨性別女子，在她家鄉維珍尼亞州的Charlottesville失蹤了多於兩年。Smith的家人表示當地警方沒有提供任何幫助；但在一名白人原生女子失蹤、成為了全國新聞的事件上，Charlottesville警方卻翻箱倒櫃地搜索失蹤女子。
任何電視台訪問只會在年宵期間不斷問：檔主你今年生意點呀？ 市民你覺得今年產品點呀？但無人會問維園、旺角、元朗、上水年宵的檔主們除了貨物外，帶來了一堆堆的枱、椅、帳篷、裝飾品、甚至生財架生為什麼都會用完即棄呢？
（獨媒特約報導）香港電視劇集《選戰》在今周大結局，獨媒找來在劇中飾演振民黨秘書長江日東的他，談談多年來的演員的心路歷程。他是唱片騎師，他是舞台劇演員，他是電影劇演員，他是多棲藝人楊英偉。
不論在報紙，甚至網絡上，關於他的訪問也不多，大概這就是香港人常常說的甘草演員。因為楊英偉多年來都表現低調，一直默默耕耘。
楊英偉在《選戰》中飾演宋漫山的得力助手，暗通中聯辦的王主任，左右大局，對選情舉足輕重。不過，為何會從無綫過檔香港電視，為何會成為了多棲藝人？一切得從頭說起，那是1988年的事情。
講述腦退化症的電影不少，不刻意去想我已經想起日本代表渡邊謙的《明日的記憶》與及韓國代表孫藝珍的《擁抱這分鐘》（還有香港代表幾失禮的《不再讓你孤單》。讓我決定買票進場看《永遠的愛麗絲（Still Alice）》是因為Julianne Moore，我喜歡看她演戲，雖然，有時不明白她接戲的原則：可以是很好看的《A Single Man》，也可以是嚇死人的新版《Carrie》。
這部改編小說的電影，的確提供一個好好的機會讓Julianne Moore發揮她內斂而自然的演技。我知道她是今年Oscar的影后大熱，這部電影不至於她的個人表演救了整部電影，但她的確是很重要的元素。
她是Alice，大學教授，語言學專家權威，五十歲，有幸福的家庭，愛錫她當醫生的丈夫，還有三名兒女。她在一次演講中發現突然忘記一些詞彙，然後在日常於大學內跑步時不知自己身在何處。理智冷靜的她立刻求醫，本來一直希望等到確定才跟家人商討，但當越來越似患病時，她也忍不住向丈夫傾訴。
《飛鳥俠》(Birdman) 給人的印象是《坐看雲起時》(Clouds of Sils Maria)的翻版。兩套戲兩位主人翁，一個是曾經擔正超級英雄片主角，現在變得很落泊的Riggan；另一位是上了神檯去邊都好好服侍但浪潮已過的Maria。不同的是，Riggan 跨過高山低谷後嚮往再創高峰，Maria則是鉛華洗盡後步步為營，迎著陡峭的碎石路尋找寬闊的下台階。
上山容易落山難 谷底呼叫無人理
曾經踏上的舞台，多不捨也要離開，那是古往今來的道理。Riggan卻頂唔順，接受不了除了飛鳥俠的一剎光輝就只能在低谷徘佪，所以決心搞戲劇，證明自己有藝術素養而翻身，但他根本不諳戲劇。為了重奪那一剎光輝，他不理蝕錢把演員換了，甚至跟妻子提出把樓按了。
戲中最 signature 的是他獨處時擁有「超能力」，能在空中飛翔，能用念力提起物件，雄心壯志時飛鳥俠的原型還會像死神流克一樣尾隨。這都是他的狂想，現實裡他只是一名大叔，他與心魔的對話充分顯示他的歇斯底里與放不低。
知道了劇場最辣的評論員將會瘋狂寫衰他即將公演的劇目，他醉倒紐約街頭，最後費煞思量，終敵不過自己，決定在舞台上的最後一幕用真槍自殺，因為他知道無論如何扭盡六壬也必須從舞台上摔下來。
26歲那年，Cheryl揹起一個比自身大一倍、重三倍的背包，開展她的Pacific Crest Trail之行，三個月，1100里路，沒有手機、不帶收音機、信用卡，身餘幾塊錢，一雙買細了的行山鞋，吃只有熱糊仔乾糧，喝有限的白開水。在荒野最原始之地，她感官以致整個人的精神意志都醒過來，變得格外敏感。旅途上的身外物前夫寄她的信札，寫上的片言隻字，成為完成一段路程的一個提示，而Cheryl 似乎也漸漸地不太在意他所寄來的信內容，旅程日久隨之而來的挑戰，已令她逐一把過去的事放在山路上，不時提醒自己向前行，起初她的背包之大猶如扛起過去不快的重擔，路遙之背包如她的心神般變得輕省。
Cheryl念詩人Robert Frost寫過的一句 「I have promises to keep,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這句說話呼應Cheryl因何出走——無論遭遇多艱難多迷霧，她也不放棄，她對著參天大樹說：「What if I forgave myself?What if I forgave myself even though I'd done something I shouldn't have?」為了讓母親看見，為了所作的事贖罪?為了這趟出走修行，將自己「置身於善美之中」，行出新的那個「我」。
圖：2014年桂林夜市
最從上年十一月深水埗區議會要求食環署取締每逢農曆新年都會出現的「桂林夜市」後，軒起一場繼水貨客後，要求保衛「桂林夜市」的民間行動。但政府一貫冷待的態度，毫不回應；而發起消滅「桂林夜市」的民建聯，在一些民間團體到他們的年宵攤位抗議時，也一於懶理。但在民間一片抗議聲中，出現不少反思小販對城市規劃的影響，以及小販社群如何與當區居民互動和建立社區關係。
不過，即使今次保衛「桂林夜市」的行動令小販議題再次進入主流討論時，其實外國對小販政策及其管理模式的改變，便會見到香港人忽略了世界各地對小販社群的主要論述已不囿於扶貧，或以遊客區作招徠的傳統港府論述框架內。
台灣經驗：輔導與管理
相信不少人到台灣旅遊時，都會到當地夜市購物飲食，而台灣興辦夜市的經驗亦成為我們討論香港小販政策的一個重要案例，但若然仔細看看台灣的小販發牌制度和歷史背景，其實不難發現，台灣政府當初都與香港同樣視小販擺賣為解決移民失業的問題。在經歷多年戰亂後，台灣有大批難民湧入，但台灣政府在政治不穩的情況下，未有完善的社會保障網。因此，小販這種經濟活動為大批貧窮人士提供必要的社會保障，國民政府遂讓其放任自流，默認小販的存在。既然背景與香港如此相像，卻出現與之截然不同的發展，其中的分別為何？
（獨媒特約報導）雖然現代香港的消費主義盛行，上一代人口中的「新衫三年，舊衫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的知慳識儉年代已經不復再，但在鬧市中仍可找到傳統手工補鞋舖。在美孚行人天橋樓梯底經營的「根記補鞋」，店面極其狹小，除了兩張櫈和一張工作枱外，其餘空間都放滿了補鞋用的材料和工具，以及客人寄放在店內待修的皮鞋、球鞋、行山靴等，幾乎無空間轉身。但這小小的補鞋舖，父子二人的手藝，卻養活了蘇家三代人。
由地攤到樓梯底
現任店主蘇永權指，根記的故事要由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說起。當時權哥的父親跟造鞋師傅做學徒，學滿師後決定自己擺檔幫人補鞋。最初的檔口只是荔枝角灣沙灘(填海後變成了現時的荔枝角公園)旁的一個小地攤，後來被港英政府驅趕到舊荔枝角街市經營。但當時的舊街市環境不佳，最終租了這小小的樓梯底繼續營業。
重返根記
權哥表示，他小學四、五年班已經一邊讀書，一邊到根記幫手，做一些簡單的工序，「連暑假都冇得放」。直到中四，權哥為了準備應付會考，才停止到舖頭工作。會考過後，他也沒有回到根記的念頭，想要出外面闖，最後在印刷廠找到了一份穩定的工作。
（獨媒特約報導）在旺角佔領區街頭開講，一直延續至今的小麗民主教室，在年三十晚到了深水埗桂林街開講，談食環強力打壓桂林夜市，數十人出席。青年重奪未來等多個團體，年初一下午將在桂林街擺賣，公民抗命。
小麗民主教室在傍晚開講，有深水埗居民表示多年來新年最開心的時刻，便是在家樓下的夜市「買野食」，他認為小販擺賣最大的問題是垃圾多，但他認為這問題很容易解決，放置更多垃圾桶和垃圾膠袋已解決問題。
有市民指出，黃金商場的前身是戲院，本來便有很多小食檔供睇戲的市民購買，香港人很多父母亦是靠做小販養家。他表示自己是深水埗街坊，在桂林夜市時的確看到有很多垃圾，但香港市民見劉江華塞到爆了，都會識得放到劉江華旁邊，不會亂掉。他又認為政府打壓小販存在一個「公平」問題，他明白無牌小販始終有一日會被食環掃蕩，但為什麼政府對水貨客的阻街卻視而不見，不執法。他又批評背後的食環標語說得很冠冕堂皇，說要取締小販，意思是replace，但換來的卻是個金舖、藥房及連鎖食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