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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興建沙中線，在土瓜灣站地盤一帶發現大型古跡遺址，堪稱過去六十年來香港最重大的考古發現。考古工作尚未完成，但港鐵聲稱已獲政府同意，在第一期考古現場，佔地約15萬平方呎的範圍重新動工，因此被破壞的遺蹟超過200個。根據法例負責文物保育的古物事務監督，即發展局長陳茂波至今尚未向公眾交待，更未指示港鐵停工。
陳茂波在4月20日的網誌上提及這項考古調查，確認「發現了由宋元時期到廿世紀六十年代的遺蹟遺物，其中一口屬於宋元時期且保存狀況良好的方井，更是首次在香港發現，顯示一千多年前在啟德區內已有人居」.「沙中線鐵路發展項目，正好提供契機透過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的機制，為這一地區的歷史文化遺產作一個系統性的審視。」他當時表示會原址保育上述宋元時期的方井，並會作進一步考古勘測，完全沒有提及政府會把遺址交還給港鐵動工，直至上周有傳媒向古蹟辦查詢，才揭發不少古蹟正被挖泥機和打樁機蹂躪。
圖：核災對人與環境的影響——切爾諾貝爾的松樹齡輪，揭露核災前後的生物異變——對木質的顏色、密度、與生長速度都有很大的影響。(科學家Timothy Mousseau 在考察切爾諾貝爾的時候拍下這封面照片。仍在衰變中的放射性同位素，可以將整個物種滅絕。)
（原載於《星期日明報》 P06 | 讀書 | 時令讀物 | 2014-04-27 | 文：文彥）
時年73 歲的台灣民主運動推手林義雄，回到34 年前家人慘遭殺害的舊宅，開始了無限期絕食，以死呼籲政府停建核四。台灣民眾在各地發起黃絲帶行動聲援這位絕食老人，要求實現無核家園。剛過去的福島核災三周年，全台灣也有十數萬民眾參加廢核遊行。
反觀香港，雖然福島的核禍害才逐漸浮現，雖然與邁入老化行列的大亞灣核電廠毗鄰而居，但港人似已淡忘核災的慘痛教訓。
其實，當年香港一百萬人反對大亞灣興建，人數之眾，直至現在都是世界少見的。當時正發生了舉世震驚的切爾諾貝爾核災，市民立刻明白核電可怖的真相，便不可能無動於中。時隔整整28 年，再問人們對切爾諾貝爾的認識，則可能停留在擁核「專家」甚至教科書傳授的：歷史最大的核災只死了50 人，受疾病困擾的居民是心理壓力所致；核災隔離區內因再沒有人類的干擾反而使得動植物更生機勃勃，並沒有因核輻射而衰敗。
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行動商討日（三）選出了三個政改方案建議，將交由6月22日讓全港市民投票選擇。三個入圍的方案均有公民提名，包括學界方案、人民力量方案和真普聯。究竟這個結果給予我們甚麼啟示呢？未來爭取民主的路應該如何走下去呢？以下是筆者的一些思考，歡迎賜教：
（一）
主張以公民抗命方式爭取普選的佔中行動，其本質決定了DDay3的投票結果。DDay3大約有2,500人參加，可以假設這班人是香港民主運動的「死忠」支持者，是最渴望看見真普選出現的一群人。為了爭取真普選，不惜要採取公民抗命行動，所以他們要爭取的方案大概也不會是溫和方案。現時社會上有超過二十個來自不同政黨和民間團體的政改方案建議，「死忠」民主支持者當然懂得分辨不同方案的民主程度，抑或是對抗中共篩選的程度。在深思熟慮之下，揀選有公民提名的方案，導致DDay3投票結果是三個入圍的方案均有公民提名機制，並不是甚麼奇怪的事情。
（二）
學界方案獲得1,124票，相信是來自學民思潮的支持者、大專生、社運界、民間團體等較進步的民主派人士；人民力量方案獲得685票，相信是來自社民連、人民力量、佔中後援會、蘭花系等支持者；真普聯方案獲445票，相信是來自泛民政黨的黨員和支持者。
圖：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
昨晚和平佔中公布商討日（三）投票結果，學界方案、人民力量方案及真普選聯盟方案均能入閘，反映佔中參與者絕大部分都支持公民提名，這是鐵一般的事實，任誰也不能否認。
民建聯葉國謙指投票是「小圈子選舉」，認為方案只是「篩選」出來。誠然，投票安排並非完美，如一部分學民思潮成員因未夠18歲不能投票。每個「未夠秤」的年輕人都應有權利對自己的未來表達意見，更何況，主辦單位似乎並未考慮到2017年時，該些成員已經可以投票，何以不能讓他們支持一個與自己切身攸關的方案呢？然而，將開放予所有18歲或以上又簽署佔中意向書的人參與的商討日投票，與只容許特權階級存在的「小圈子選舉」提名委員會混為一談，則未免比喻不倫。
投票日前，社民連公開呼籲支持者投票支持人民力量方案，被部分真普聯成員指「變節」，可是他們卻無視真普聯內各黨派內部都同樣出現所謂「變節」的情況，脫隊支持學界方案或其他方案。明人不作暗事，社民連公開投票意向，表明在「公民提名，必不可少」這個最大原則下作出策略性投票，務求確保公民提名能夠全取三席。而人民力量方案與真普聯方案均以公民提名及議會提名為基礎，差別只是秋毫之末，完全談不上變節。
根據多家媒體消息，曼城與巴黎聖日耳門兩隊因為違反財政公平原則，被判罰大約6000萬歐元（約5000萬英鎊）的罰款，同時來季歐聯報名人數來被削減至21人，全隊的總薪金也會受到限制。
在講述今次判罰之前，先為大家簡單介紹一下何為財政公平原則和它的背景。財政公平原則為歐洲足協在2009年首次落實，在2011-12年球季正式執行。根據歐洲足協主席柏天尼所講，財政公平原則的用意是在於有太多球隊出現虧損的情況，而這個情況更有上升的趨勢，所以希望用這條原則強制幫助球隊達致收支平衡的狀況。而這原則最終在大多數球會支持下通過，正式實行。
在實施政策開始的頭3年，財政公平原則要求球隊每年的虧損不能超過4500萬歐元（約3500萬鎊），而這個數字要在明年開始進一步減少，只能允許最多的虧損為3000萬歐元。但這個虧損並不等同財務報表上的虧損，例如青訓的支出，和一部分特定資產的折舊，會被歐洲足協列入長遠投資，而可以在虧損中扣除。而買入球員的轉會費亦不是一筆過的計入該年的財務報表上，以一個2000萬鎊買入的球員計，如果球會和他簽約5年，該2000萬鎊就會攤分5年，分為每年400萬鎊計入支出。
文：思崎井
「兩億大餅」萬眾矚目，「文創界」視它為仙丹靈藥，只要有了這筆錢就能「持續發展」，全城文創熱。但誰在決定誰能得到補助誰不能？是誰默許這些人擁有至高的權力去選擇什麼是文化創意？文創是否大眾所必需的？有人說在社會還沒有一個共識時，為什麼要用納稅人的錢去搞些虛無的東西──雖然澳門稅收制度極寛鬆──補助一些或許只有中產會買單的項目？
無奈地，本地的文化創作導向，都很習慣躲在政府或政權背後。
先看看世界，設計或藝術品愈偉大，愈與政府無關，甚至是站在政府的對立面，文化創意的價值，與道德觀很相似，重要的內涵或價值觀通常很武斷，每個人心中的那道尺都不能勉強接受誰的對錯或美醜；但當文化創意打着商業掛帥的旗幟，創作人 / 藝術家就不怕有意無意被剝奪創作的自主權？文創的推手是創意，創意是想像力的實踐，為什麼（憑什麼）要由政府或者是文化官僚告訴你，你的項目賺大錢很值得被扶持，由小圈子的文化評審來選擇你們的文化認可，誰允許公共資源花落誰家？「國家機器的介入，將會傷害藝術文化的本質」，有可能成為意識形態的宣傳工具。
（獨媒特約報導）居住在深水埗桂林街天台屋多年的蕭太，受到市區重建計劃影響，5月5日是執達吏清場逼遷的限期，蕭太留守至今，精神受到極大困擾。市建局上星期拆去蕭太家的大門和鐵閘，但蕭太表示賠償未足以負擔現時同區住宅樓價，故將堅持至得到合理賠償及安置安排，在大廈門前亦擺設街站，希望讓更多街坊了解事件。
圖：蕭太
閘門被拆 精神壓力大
「在當今這個時代，如果有個獨裁者想要鞏固自己的權位，並不需要做出對新聞下達禁令這種顯而易見的暴政措施。他所需要做的事情很簡單，就是確保新聞機構持續不斷傳播各種沒頭沒尾的新聞快報，大量轟炸觀眾，也毫不說明事件脈絡，同時新聞議程又不斷改變，也不闡明各項議題之間的相互關聯，而且不時穿插兇殺案與電影明星花邊的聳動報導──這樣就足以弱化大多數人掌握政治現實的能力，並且摧毀他們改革政治的決心。」
這是著名作家艾倫狄波頓(Alain De Botton)今年出版新書《新聞的騷動》（The News：A User’s Manuel ）中的一段──雖然台灣不是一個獨裁體制，但這段話所有台灣人都會感到彷彿正是這個擱淺的島嶼所寫的。
我們都知道台灣媒體問題的嚴重：八卦化、瑣碎化、娛樂化，黨派化，但卻沒有真正重視台灣媒體的蒼白對社會造成的深遠影響：政治的惡質、公民精神的削弱、消費主義的支配，甚至對道德、價值與人性的扭曲。
狄波頓指出，我們對政治與政策或者國際新聞缺乏興趣，主要是因為新聞機構沒有讓這些事情和我們產生意義的關聯。他說：「當今這個時代已經不缺可靠的事實。重點不在於我們需要更多事實，而是我們不曉得該怎麼處理我們已經擁有的事實。」
停留在碎片化訊息
「小姐，其實我發生了一些意外，才來到了這裡。」
「其實，這座建築物之建築師也因為意外，被車撞死了。」
「他是誰?」
「高第。」
我對高第有特別興趣也源於這一場意外，發生在安東尼奧尼1975年的電影《過客》(The Passenger)。我沒有去過任何高第所設計的建築，本身對建築亦沒有甚麼認識，高第對於我最直接和深刻的印象，始終源於電影。
《過客》- 從高第中迷失自己
這一幕意外，源於積尼高遜所演的記者David Locke，在非州撒哈拉沙漠採訪期間，他所住酒店的同伴David Robertson意外死了，而他決定跟死了的那位調換角色，讓當記者David Locke死去，而自己繼續去演未知是什麼神秘身份的David Robertson。後來他到了巴塞羅拿，他發現以前做記者時之同僚因追查David Locke之死也到了這裡，為免被他發現行蹤，無意間走進了高第所設計的奎爾宮 (Palau Guell)，在那裡遇跟Maria Schneider(曾主演《巴黎最後探戈》)所演的無名女主角第一次交談。
「其實，我覺得我可能現正被某些人跟蹤著。」
「高第的建築就是最好隱藏的地方，一個人想藏多久便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