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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年年新年都會去菜街碰運氣，希望可見小販出動，記得去年食環嚴打，小販不多。今年小販在不同地區空群出動，旺角菜街和深水埗福榮街特別熱鬧，菜街更有上百檔小販，深水埗又有久違了的街頭美食，政府多年來為小販塑造的負面形象，並沒有影響前來小販區揍熱鬧的大批市民的雅興。
新春大笪地：旺角西洋菜街
旺角這區較多乾貨和街頭賣藝者，筆者初三晚上十時多走到旺角西洋菜街，不見熟食蹤影，而賣藝者也多是平時都有表演的人。由豉油街以北的馬路兩旁都是小販，人山人海，有如年宵市場搬來菜街，但這裡沒有年宵般有警察為你封路或做人潮管制，也沒有地鐵站告示，那時雖非行人專用區時段，小販也集中在馬路兩旁擺賣，但人車共處，車輛在路中慢駛，行人自動讓出位置。兩旁小販在三條行車線中的左右兩條擺檔，一檔連著一檔，想逛小販檔的市民可走在中間那條行車線，小販就向著中間掃貨的市民叫賣，兩邊行人路就留出空間，各取所需。
新年伊始，人們總愛談新變化。
兩星期前，在學校的學生飯堂遇到馬國明老師。由街頭巷尾看出香港天地眾生的他，慨嘆如今「捍衛香港」盛行，抵抗外敵的族群情緒高漲，可是，香港本身有甚麼值得捍衛，該保存甚麼，去除甚麼，似乎沒有甚麼爭論，也沒有得到應有的注意，這可不是搞點港英神話或中華文化想像便可以解決的。
我同情這種情緒，因為，它源於我們還沒有看清楚想清楚身邊的世界，便已消失，換來的是「無明」的變動與感覺。這就好像年底結業的銅鑼灣利苑，許多人把懷緬之情投往這家粥粉麵店。活了超過半個世紀的父親完全不明所以，何以市民有如此激情，不就是一家尋常且食物並不出眾的店嗎？本土之情激越，在內地旅客與本土消費主義狂颷的銅鑼灣裡，我們又有何空間去認真思索本土呢？許多人覺得，只好暫借此店的最後時光，寄託頓失所依之情。認真思索的確困難，也逆當今高舉旗幟的潮流。但是，只要是腳踏實地經營本土生活與文化的人，從來都知道旗幟不是靈丹，需要的是認真思索眼前一切再作行動。困難又怎會都是外人帶來？敵人又怎會都在家門之外？
大年初四，假期放完，錢財花光，心情難過面色難看——眾所週知，以「年初四咁嘅樣」形容黑口黑面源自周星馳電影《行運一條龍》。《行》是1998年的賀歲片，十五年前的對白到近年仍被打工仔女在網上傷心share，但「茶餐廳如何逃離業主加租逼遷」這條片中主線，卻未必有多少人關心，包括周星馳自己。《食神》裡憑瀨尿牛丸由街邊檔做到連鎖店的飲食業發達夢，是東亞金融風暴前的奇想；到泡沫爆破之後的《少林足球》，用太極功夫搓麵團做饅頭的趙薇要脫貧只能轉行踢足球。
可記得「行運茶餐廳」在哪裡取景？那是一間真實存在的老式茶餐廳，位於太子與旺角之間，設有閣樓雅座，晚上不營業，心水清的看倌大概知道是哪一間舖。時隔多年，現實裡的「行運茶餐廳」僥倖未受舊區重建的魔掌摧殘，仍然屹立原址，不過其他舊區茶餐廳可就未必挺得住，市建局和田生地產出手收樓，絕對比吳君如飾演的盛世地產揸fit人「姣婆四」兇猛獰惡。
反過來說，要是不被收樓，茶餐廳是否難以承受舖位加租？單純就數字上來說，也不一定如此。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統計，從《行》上映的1998年到2011年，私人零售業樓宇租金指數升幅才20.8%；相對的，政府統計處的《香港統計年刊》則顯示包括茶餐廳在內的快餐店行業收入頗有進帳，同期食肆收益價值指數卻升了59.5%，似乎足夠應付加租有餘（見表一）。
表一：1998至2011年快餐店收益與租金趨勢
（獨媒特約報導）上月底，我去香港獨立電影節觀賞紀錄片《稻米是如何煉成的？》（導演陳浩倫），赫然發現是三級片，我帶著滿腹疑團及好奇進場。全片內容談及一群年青人參與反高鐵運動後，進行有機耕作，成立生活館，嘗試種植稻米的苦與樂，以及導演自己的反思。我看不到色情裸露，也沒有暴力（相反有人大談慈悲等等）。之所以被分類為「三級」，唯一的解釋是朋友間閒聊中不太令人為意的粗口助語詞。如果不知道是三級片，不少觀眾也不會太留意當中的粗言。
我認識的三級片導演
如果紀錄片的題材是暴力與色情，並以寫實及直接的影像呈現，被評為三級我勉強能理解。可是，因為現實中司空見慣的髒話，便被列為三級，實在不可思議。而且，我稍為問一下身邊朋友，發現我自己竟然認識那麼多「三級導演」。由2010年開始，每年起碼都一部，相信實際上數目還更多。這些「三級導演」的共同點是探討社會問題，可能因為他們太寫實了，都被評為三級：
《壞孩子》（游靜，2010）
《我們在跳舞》（張偉雄，2011）
《Hidden Agenda The Movie》（林森，2012）
《稻米是如何鍊成的？》（陳浩倫，2013）
（獨媒特約報導）政府在二月七日開展為期三個月「飲品玻璃樽生產者責任計劃」的公眾諮詢，討論將就玻璃樽回收實行「生產者責任制」，並打算公開招標，委聘一個合資格承辦商作為玻璃管理承辦商，負責收集廢飲品玻璃樽。然而計劃推出後，坊間反應不一，認為政府所收取的一元，不能直接提供誘因予生產商推廣回收，也會推高低價玻璃酒類的售價，消費者也沒有誘因回收，甚至也不知道產品價格提高與政府「推廣」回收的關係。
政府又計劃公開招標，由單一承辦商負責回收。坊間一直有不同組織參與玻璃回收的業務，包括香港泥頭車司機協會的「玻璃再生璀璨」計劃、匡智會的「玻璃樽回收行動」、香港酒店業協會的「酒店業玻璃樽回收計劃」、沙田居民協會的「沙田玻璃顯生輝」計劃和在東九龍公共屋邨推行的「玻璃樽源頭分類試驗計劃」。可是，香港的玻璃樽回收率一直偏低，在二零一一年只有四千八百公噸（5％）。回收商便直言目前仍處於「開荒」階段，根本難以找到單一承辦商處理。回收商表示目前市場回收誘因低，回收後的製成品價值低，回收制度不成熟，認為提高回收率的關鍵在於教育。
玻璃再造磚出路少
文：劉劍玲、吳國偉
早前到火炭工業區參觀cultian FEST展覽「介入──遊走於主動與被動之間」，並參與座談會「匍匐前行──基督徒與創作人的身份定位、矛盾與前設」，聽到淋漓、淋浪和其他講者的分享。如果有堂會容納不了淋漓、淋浪的畫作，那並不是因為教會先天地與藝術絕緣，而是因為淋漓、淋浪的畫作，呈現著基層解放的美，恰恰與堂會的中產意識背道而馳。
〈紙皮人〉
〈板間人〉
（獨媒特約報導）根據《公司條例》的最新修訂，公眾由現時可查閱公司董事的完整身份證號碼及住址資料（俗稱查冊），變成日後只能查閱部份身份證號碼，新例又容許公司董事以申報通訊地址來取代住址。修例引起各方不滿，而新聞界早於一月間已召集接近二千名新聞工作者聯署，要求政府撤回有關修訂條例。有消息指政府最近考慮作出讓步，豁免報章、電視台、電台、網上媒體等新聞機構從業員的查冊限制；公眾亦可透過查冊取得董事部份住址及身份證號碼。然而，為勞工服務的團體仍堅持要政府撤回惡法，認為限制公司查冊會令無良僱主透過有限公司隱藏身份，令基層工友更難追討欠薪。幾個勞工團體，包括職工盟、街工、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於昨天早上到政府總部抗議，要求撤回惡法的聲明暫時已有27個團體聯署。
示威人士表示，現時的《公司條例》對被無良僱主欺壓的工友有很大的幫助，以在場的郭女士（北區就業問題關注組代表）為例，郭幾個月前因為清潔工作受傷嚴重需要休假，事後老闆一直拖欠薪金，並要求郭女士自願離職才會出糧。郭表示當時自己既憤怒又無奈。在此情況，郭就是透過查冊得到僱主資料，才能夠向勞資審判處申請追討賠償。
（獨媒特約報導）就著嶺南大學因為把勞工服務外判給其他公司而引致工友受到不合理的對待所產生的問題，（工程部）工友、資方（外判商）、校方三方在二月六日於校園內進行了一場公開會議，由嶺南大學學生會促成，歷時三個多小時，有數十同學到場以示支持工友爭取其合理的待遇。接近尾聲，三名工友向資方遞上辭職信，如今嶺南大學工程部的工友就僅僅剩下四位。校方最後也承諾會就著工友的訴求出「九成力」來與資方商談。
大家有沒想過暢飲完的酒樽，命運會如何呢？除了把它送去快要爆滿的堆填區外，還有沒有其他選擇？
香港每日有接近四百公噸玻璃被棄，但回收率只有百分之五。把回收的玻璃再造又會否能再接收更多的玻璃呢？
而政府最近就提出向玻璃樽徵費，並開始進行咨詢。稅收稱會去補貼回收業收集玻璃樽用於本地循環再造既營運費用。政府為何有此構思呢？而這一個方法又會否真正解決過多玻璃不能回收再造的問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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