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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涌警署旁的「政府、機構及社區」規劃用地，突然撥給房委會起公屋，令居民渴望增加區內休憩用地的願望再次落空。(圖擷取自GOOGLE MAP)
最近，筆者發現，在葵涌警署旁邊的一塊原為用以興建文娛設施（即Government, Institution, and Community, GIC）的政府土地（A/KC/407，S/KC/26，16920平方米），在一面倒的反對聲中，被用作興建區內第十六條公屋邨，而且並沒有考慮區內情況，規劃署對社區問題的嚴重視若無睹，妄顧這全港第五大人口區的最基本社區需要。該社區14萬巿民缺乏最基本，如圖書館或社區公園的社區設施，低空氣質素、欠活動環境、高惡案率都位居全港首位（或頭幾位），在自顧不睱的情況下，還需要預備迎接第16條邨的到來。
圖：順序左為陳韜文，一木及馬龍
（獨媒特約報導）由政治漫畫家尊子發起的組織「漫畫刁民」日前舉行展覽外，又於上星期六（8月10日）舉行名為「迎向河蟹新世代」座談會。多位政治漫畫家出席暢談及分享心得，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系講座教授陳韜文認為漫畫刁民的成立除了說明政治漫畫家的人數上升外，亦告示了社會到達了臨界點。自2003年七一大遊行以來，公民意識的上升衍生了不同的新政治組織、團體和關注組；香港的公民社會及其組織性比十年前壯大得多。
平面或是網上？
（獨媒特約報導）政府浪費公帑又一傑作！當局自2005年把助聽器服務外判，便一直浪費公帑購買不合用的助聽器予聽障學童。以2012年的助聽器外判合約為例，需花公帑600多萬。不過大部份學童及家長仍表示「助聽器不助聽」，計劃不單浪費納稅人金錢，更浪費了學童發展語言的黃金時間，有家長便寧願政府改以代用券模式資助。
關注聽障學生權益會在2012年的問卷調查顯示，有46%家長認為教育局提供的助聽器性能不好；54%學童沒有使用教育局的助聽器。權益會主席劉景德慨嘆「政府係有錢唔識駛！買嘅助聽器根本就唔啱學童用，家長拎咗個助聽器返屋企，仲要自己出去買過。」劉生解釋聽障可以分為很多種，除了分貝上的差異外，還有一些學童是聽不到高、中、低音的部份音調，不是說給他們一個助聽器，放大聲音便可解決問題。每個學童的問題都可以不同，但政府只提供兩款的助聽器，所以很多學童仍然是「得物無所用」！
本網向教育局查詢，局方發言人回覆表示2012/13學年約有820名學童需要配戴助聽儀器。根據2012年的標書，中標價為$6,862,800，遠比2008年的$690,000高出十倍。雖然標書內容有明顯分別，如最新的合約承辦商是需要提供1或2部耳機，而後者只需提供1部。但這相差十倍的花費明顯不能令助聽器的質素得以改善。
圖：人口估算嚴重高估從單程證來港的新增人口，製造人口假象。摘自《不是土地供應：香港土地問題的迷思與真象》
今天統計署公佈2013年年中人口數字，香港人口增長率只有0.4% (實數為0.41%)。
若我們翻查統計署在停收雙非後發佈的香港人口估算2012年-2041年報告，雖然2013年實際人口數字與估算數字相比只高估4,400人口的出入，實際人口增長率(0.41%) 卻比起去年的未來增長估算，少了近一倍(0.79%)，由本來預算2013年有5萬7千3百人的增長減至只有3萬人，反映現時官方人口增長數字嚴重高估。
本土研究社認為，此數據反映自去年停收雙非政策出現以後，人口增長率已經大幅減少。然而，根據政府未來人口估算，未來20年(直至2031年)增長率仍然會保持0.6% - 0.8%不等，將會與實際情況大有出入。由於人口估算是各種政府配合各種人口需要的基礎數字，包括醫療、福利、經濟、土地、規劃、房屋、教育等政策配套，出現人口增長高估將會嚴重影響政府及社會對以上政策的判斷，影響深遠。
每天上下班都會經過東區走廊，從橋上看見幾十台吊臂和躉船在維多利亞港工作。慢慢地，以前的海邊變成陸地，不久將來，在一片爭議中動工的中環及灣仔繞道也落成，陸地再次伸延向維港對岸。汽車多了一條道路可用，港島由東至西的交通會比現在暢順，贊成填海起路的人說是有利經濟發展。但維港再次被入侵，越填越窄了。
每次聽到上一代或上幾代人提及填海，都不禁驚訝香港原來真的填了很多海。灣仔廈門街與皇后大道東交界的石級是以前的海岸線，是上船的地方。告士打道早於20年代填海填出來，灣仔會議展覽中心現身處的地方，也是90年代的重點填海項目。
這年頭成長的小孩，將來走在中環及灣仔繞道的海濱長廊，很難想像腳下原是大海一片。就如當下的我，聽見那石級原來是從前的海岸線，感覺也有點天方夜譚，不但海岸被填滿了，早幾年還在的石級，已被市區重建局剷平，變成利東街重建項目的車路一部份。
昨日(8月11日)，梁振英出席天水圍地區論壇，結果場外有示威者遭到語言及暴力恫嚇，甚至多人圍毆一人情況。這批在傳媒鏡頭下仍對手無寸鐵的示威者多次施加肢體暴力、拳打腳踢的兇徒，明顯干犯刑事罪行，如《侵害人身罪條例》。我們對這些行為感到非常厭惡。連同早前發生多宗記者暴力事件，如學民思潮成員出席「佔中論壇」被襲、多宗記者及攝影記者採訪時遇襲，足見以暴力妨礙新聞及言論自由的趨勢日增，此風絕對不能助長。我們對此極度忿怒，並強烈讉責指使他人及直接行兇者。
從傳媒及網上傳流的短片及圖片，我們有理由相信，反對政府的示威者遭暴徒襲擊時，警員刻意縱容，事後亦鮮有暴民被拘捕。警方「隻眼開隻眼閉」，嚴懲反政府示威者，動輒檢控（甚至低調通緝），卻待直接施暴者以寬，讓兇徒逍遙法外。這荒謬不公、順應當權者的執法方式已經迅即破壞香港的社會安寧，助長以暴力解決問題的惡行。多次不檢控和輕判足令歹徒心存僥倖，以為享有特權，不會受到法律制裁。事實擺在眼前，較早前一人從後襲擊記者，到混亂中暗地腳踢學民思潮成員，直至昨日光天化日鎂光燈下毆打示威者－－行徑有如黑幫情節。這種儼如黑社會式的暴力文化正火速蔓延，一發不可收拾。兇途已經變本加厲，直接威脅本地公民參與集會、示威及遊行的人身安全。本應除暴安良，維護法紀的警員竟然成為幫兇－－我們悲憤莫名，警方表現實在可恥！
較早前一個國際性的互聯網開放科技組織 OpenITP 發表了一項中國大陸使用翻牆軟件（即規避軟件）的調查，指大陸的互聯網自由，是依附在互聯網商業利益之上，只有當翻牆工具依附在服務企業的互聯網平台的基礎建設上，而管理當局要全面封殺該平台將造成難以承受的政治和經濟成本時，才有較大的生存空間。研究建議研發翻牆軟件的人員應更多地把翻牆工具與商業用的互聯網基礎平台綑縛在一起。
然而，由於國內互聯網服務供應商被國家控制，形成一個很大的關卡，此外過去一年，國內互聯網出現了新一輪的圈地運動，互聯網服務平台，將由『蝙蝠』（BAT﹣百度、阿里和騰訊）壟斷，這些企業均得到官方的默許，由它們所發展出來的平台，不單更難被挪用為通往自由的工具，更可能成為 Big Brother 監控每一個人的手段。
依附的自由 (Collateral Freedom)
（獨媒特約報導）過去多個月，青年關愛協會以武力制止法輪功示威，經旺角警民衝突的發酵後，已演變為港共以街頭武鬥的方法，阻反政府示威。
特首梁振英昨日到天水圍落區，場外發生多次圍毆反政府示威者的場面，學民思潮四名成員被十幾名青年包圍推撞，最後要上警車離開。在其中一個衝突中， 充當人肉盾牌以阻止撐梁社團人士圍毆另一名示威者的社民連成員杜振豪不明白，警察為何不即場拉人。另一邊廂，人民力量義工 Richard 認為武鬥是為了恫嚇示威者，令他們不敢阻梁振英落區。
一如既往，特首落區，反對派都會組織到現場抗議或表達意見。社會民主連線一行十幾人，「例牌」到天水圍向梁振英表達不滿，因為梁國雄離港，成員比往常「乖」地走進示威區內。然而，當梁振英於後門乘座架離開時，他們離開示威區後不久，其中一位社民連的友好，就被撐梁示威者圍毆。
近年，本土政治抬頭，風風火火，左右着本地民主運動的走向。
當然，「本土」並不是什麼新事兒。事實上，六七暴動以後，當年的港英殖民政府，為了預防紅色勢力捲土重來，不無吊詭地通過一系列的本土化政策，加強當時市民對本土的關懷與認同，淡化其中國情懷。之後，隨着七十年代香港經濟加速起飛，戰後嬰兒潮一代開始以香港為家，扎根本土。與此同時，隨着本地電視、電影、流行音樂等等工業的興起，香港流行文化也取得了高速的發展，並為一種往後為人所津津樂道的港式文化與港式生活，提供了重要的象徵資源。不過，所謂本土認同，當時大抵仍處於一種矇矓的狀態，而香港人身份的問題，大概要待至八十年代中英香港前途談判前後，才正式進入當時的公共領域。有趣的是，隨着這一場政治角力，「中國」再次登場，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才以危機的方式，開始真正成形。
編輯邀稿，希望我以一個在港生活的大陸人的視角談談「本土」。雖應承了下來，卻有些忐忑，這是我在這座城市生活的第七個年頭，但我卻越來越無法理解究竟什麼才是「本土」。
不太確切地記得第一次聽到「本土」是什麼時候，大概是06年的冬天吧。彼時剛來香港數月，對這裡的一切都新鮮、好奇。在電視、報章上看到保衛天星碼頭的報導，便搭了噹噹車去現場。依稀記得「捍衛本土文化」、「保衛本土價值」的表述和一個叫做「本土行動」的民間團體。在那時的我看來，「本土」大抵就是一個地域概念。
再次聽到「本土」是在不久之後的皇后碼頭。昔日英殖民者由此上岸，宣佈將腳下的土地據為己有的碼頭，在那些日子成為人民的廣場。「不拆不遷不告別」的條幅，每日更新的露宿者人數（那應該是比響應「佔領華爾街」運動中Occupy Together的「佔領中環」更早的中環佔領），音樂會、文學沙龍、影片放映、火鍋聚餐，這一切都在重新詮釋那個過往的殖民符號。印象最深的是一艘被命名為「本土號」的船，載着皇后碼頭的保衛者、重建區街坊、文化保育團體成員、新來港人士、外傭團體、非政府機構工作人員等由尖沙咀開往皇后碼頭。外來者和生活在這個城市底層的人被包括在「本土」之內， 這艘船令我對「本土」好感倍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