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萬零一夜》（下稱《一》）在奧斯卡贏得最佳導演、最佳電影及最佳改編劇本等八項大獎；其實在奧斯卡揭曉之前，本地不少傳媒早已為電影造勢，高唱電影是「海嘯之光」，說主角Jamal「人窮志不窮」，「振奮人心」云云。大家心領神會：有些人大概覺得艱難時期特別需要神話，於是翻炒又翻炒耳熟能詳的香港神話：窮小子靠運發達。

愛情故事磨盡稜角

靠運也好，窮小子有出頭天，總會帶來一點改變吧？就像電影一開始，Jamal被痛苦拷問後對警官發出冷靜譏刺：「為什麼我不可以憑自己的能力答中所有問題？就因為我是個斟茶遞水的小子？」窮人階級改變，就已是叫某些人難以承受的勝利。

或者《一》讓我最失望的，就是改編劇本連這個階級轉變的鋒芒都去掉，主角去參加電視問答節目，只是為了讓愛人在電視看到自己以便相認——這豈算「人窮志不窮」？主角志願其實比「變富」還要小：他什麼都不想要，只想和愛人廝守。電影的改編更加吻合晚期資本主義大眾媒體的邏輯，因而更能投射出社會上的掌握權力者心態：「優勝者」最好是全無殺傷力、什麼都不想要的人，讓這樣的人得到金錢與權力才最安全——這樣便不會動搖掌握財富分配的權力建制本身。

廣深港高速鐵路急速上馬，預料工程會拆毁元朗村落菜園村。縱然老居民聲嘶抗議，但在一片珠三角融合的催谷聲掩護下，區區一條新界散村的意義，「難免」在更宏大的區域視野之中消失掉了。廣深港高鐵到底有何問題？讓我們先簡單重温朱凱迪和葉蔭聰的論點：

1朱凱迪：發展鴻圖犧牲居民權益，而又一次，通過虛假的規劃諮詢，決策者拆毀一個具有五十多年歷史的社區村落,這無疑是我城開發根本的問題所在；

2葉蔭聰：這涉及空間公義(Spacial justice)的課題。他問道：既然鐵路會延伸至元朗，為何那裡只建車廠而不建車站？在香港段唯一的西九站之外，為什麼不可以在資源相對貧乏的新界西多設一個站？就是說，公帑興建的鐵路所賦予的高速移動能力，是否只能由部份人專有？移動能力的分配在西九龍和新界西之間是否不公義？

然而，在此之外，筆者提出另一重要的面向，它涉及整個珠三角融合更為隱晦的面向，就是所謂尺度(Scale) 的問題。

尺度張力： 社區、本土、區域和全球

有意無意，香港獨立媒體網最近又有大量跟城市空間相關的文章，令人想起兩年前的天星與皇后碼頭爭議，本網站曾非常熱鬧。

不過，碼頭消失了，空間爭議更顯得分散與複雜。薩凡納學院成為北九龍裁判署的「伙伴」，引起八和會館以至一眾文化藝術工作者的不滿，連署進行中，大概會繼續發酵。而禍首發展局局長「林鄭」，就是誕生於天星皇后鬥爭的，而相關的伙伴計劃亦是「後天星皇后」產物。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於二月十一日表揚1765 間符合社聯有關「實踐良好企業公民精神」的企業，當中包括剛獲新財團注資不久便即裁炒207人，佔全體員工22%的亞視、去年錄得五億盈餘也裁減五十多人的無線，與及盛傳會裁員的匯豐銀行，引發罷工的電訊盈科和G4S警衛公司，和銷售雷曼迷債而引起連場風波的星展銀行亦在嘉許名單上，與早前被大專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批評剝削建築工人的新世界中國，其同屬新世界發展的新創建集團更獲得「全面關懷大獎」。

這事無不諷刺，令人不禁懷疑社聯的評審標準，經社會連番批評後，社聯仍只回應，企業裁員與否並非評審標準，而企業獲得嘉許，是用六項準則評分，包括須關心員工家庭、鼓勵義務工作、聘用弱勢社群、推動環境保護、傳授知識技術及樂於捐助社群。當全球企業的財富比國家的還要多，當資金可以全球流動而勞工卻沒有流動自由，令擁資的人更能享有利益的全球化經濟下，這六項企業社會責任的要求，不是太低了嗎？不要忘記，企業的利益還是靠社會和環境來承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