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港之間的關係其實一直在變,發展到今時今刻,無疑是中國政治經濟結構變化的結果。自從零八年國家發表《珠三角地區發展改革發展規劃綱要》,香港已在後金融海潚時被納入整個國家城市系統來定位,從而服務中國產業佈局昇級;現在我們亦將進入所謂「後政改年代」,簡單來說,就是一種三十年來香港政治時間破滅的失序時空,將會長時期停留作一個充滿金融資本利益的偽民主政體,比起過往政制民主化問題,未來香港政治爭議的構成將更大程度屬於這種新中港城市的論爭,局勢使然,無處迴避。
有人會說今日中國已「走資」,但其實在城市發展的邏輯上中國仍相當國家社會主義,思維依舊是毛澤東所說的「全國一盤棋」:任你一個城市充滿著無限差異及潛能,在天朝腳下的城市都只是一隻強制被國家安排某種功能的棋子,服務國家的全局。而在可見的未來,香港的功能只是被國家分配作一個實現中國崛起的金融服務都市,亦即梁振英自我理解為的「超級聯繫人」(又稱「萬能插蘇」),直到能被上海及前海取締的一天。
香港一旦進入了這套國家城市中的層級系統,別以為這種高度簡化的功能分配只是對香港一個冠名而已,它事實上將會帶來香港仍然未有認真理解,但部分已經發生的數個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