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特約報導）政府為趕及完成通過設立創新及科技局，除要求財委會加開會議外，又突然在昨日下午抽起上周五討論近八小時的漁業貸款基金的撥款申請，理由是要修改文件中的截止申請日期。在今早財委會會議，泛民主派議員批評梁振英政府不擇手段。工黨李卓人在席上提出「休會待續」，在未完成辯論下會議法定時間已經結束。

多名議員批評政府臨時抽調議程，工黨張超雄指政府明顯是打算強行通過設立創新及科技局，新民主同盟范國威亦批評政府以民生項目作籌碼，公民黨陳家洛批評政府做法「陰濕」，工黨李卓人指梁振英「玩野」，專門與立法會對著幹。

陳偉業：希望張宇人唔好吳亮星上身

人民力量陳偉業批評財委會主席張宇人已經立下兩個極壞先例，第一次是突然在討論前抽起四項議程，今次則是抽起一項已經進行了四至五輪質詢的漁業貸款基金。陳偉業又指相信政府事前有諮詢財委會主席張宇人，表示「希望張宇人唔好吳亮星上身」，吳亮星已經遺臭萬年。

梁國雄：又話漁民會死？

對於被突然抽走的漁業貸款基金撥款申請，社民連梁國雄指，「上次又話唔通過漁民會死，我唔想漁民死呀！」公民黨郭家麒亦指上週政府及議員口口聲聲說「漁民無呢筆錢會死」，但幾日後說法又不同。

我出生於台灣，成長、求學都在這塊島嶼度過，與之息息相關。

四年前的此時，我拎著皮箱抵達赤鱲角國際機場，那是個寒流來襲的初春，要在大學交換；當時，在香港的台灣學生還沒有那麼多，彼時的台灣媒體也正吹起到香港留學的熱潮：香港用英語教學、國際化、世界排名高，在這個國際關係長期受打壓而自卑的小島，也越來越多台灣學生整裝待發，留學香江；而當時的學校沒有那麼多台灣人，只用英文也可以在大學生存，直到我被分到社會科學院就讀，開始發現香港與我出生、成長的台灣有那麼多的不同，但面對中國，卻有著類似的無奈。

在「香港政治」的課堂，我第一次知道什麼叫做功能組別，我成長於民主化的台灣，費了一番力氣才了解香港複雜的選制、也驚訝當時特首只要幾百個人就可以決定，候選人只需要爭取北京的政治祝福，而不是香港市民的支持；也看過幾次香港街頭遊行，在那個中港矛盾逐漸升溫的春天，我在現場，我聽見香港人爭取普選的聲音、也看到港人捍衛既有生活方式的努力，我也見到，「中國因素」鋪天蓋地對於香港生活的影響。

即使後來回到台灣，每年我都會在香港待超過一個月，即使經常到訪，都明顯地感覺香港的改變：交通物價上漲、遊客越來越多、維港點亮更多中資招牌，甚至普通話越來越大聲。

日本人質後藤健二終於被處決了。在得知消息的那一刻，心裡有說不出的苦痛，我想到過去在烽火之地所認識的日本朋友，他們每一位面容，我現在還記得很清楚。

當時，我很奇怪，在這些朝不保夕的地方，為甚麼看到如此多的日本人身影？有些是自由身的記者，他們要追尋日本主流傳媒以外的戰爭真相。我在巴勒斯坦碰過一位年僅十八歲、自稱為公民記者的日本少年，他拿著專業攝影機向我侃侃而談，如何希望利用鏡頭讓他的同胞，明白到戰爭的禍害和不公不義。

不過，我在中東地區所遇上的日本人當中，有更多是和平運動工作者，其中有充當「人肉盾牌」者，他們住在戰區民居，大無畏為老百姓擋坦克，去保護那些無法保護自己的人，也實在嚇了我一跳。他們的行動或許不足點亮這個黑暗無邊的中東地區，但卻為我們留下偌大的思考空間，撩動世人的良心。

中國和日本雖然是世仇，兩者的關係隨著地緣政治不時出現緊張狀態，而我對日本右翼也極為厭惡，但政府與人民可以是兩碼子的事，而人民之間亦有不同想法。

在二戰時期作為侵略國的日本，把廣島變成一個軍事城市，廣島居民完全被軍國主義洗腦，盲目地支持戰爭。對於老一輩中國人而言，他們可能認為廣島居民受原爆之苦，是一種「共業」。可是，從另一方面去看，當時美國是否真的別無選擇，只有用核彈來結束大戰？還是找藉口來試驗剛研製出來的核彈，為核彈找個合理理由繼續發展下去？

退休的聰爺現在以弄孫為樂，每日最忙就是做家務。他打趣說，我都無晒前途。正因如此，豁出去參與佔領，他義無反顧。

「各有各睇法，民主就係咁」

聰爺11月30日於龍和道特首辦門外被捕。學聯當晚呼籲行動升級，聰爺去支援，不巧被警察包圍，被抓住往北角警署，拘留30小時，還丟了手機。

就在七魔警在暗角打鑊示威者的當晚，龍和道群眾與警察正在進行攻防戰，聰爺看準往特首辦石壆有個缺口，正想號召人們過來攻搶陣地，警察有六、七個就衝出來，前面有鐵馬攔着，聰爺跳不過去，被按着在地，警察把他抬起，用索帶綁着雙手，錢包、手機和鞋子都丟了，最後幸有被捕支援組的朋友替他事後找回錢包和鞋子，但手機沒找到。

沒有監警會到場，也沒有警花做秀，連同聰爺共4個人被抓上警方的大巴，足足被拘留了30小時。被帶到警署，吹着大風扇。聰爺講起，只記得同行學生冷得發抖，他要求要毛氈，卻只有黑色垃圾袋，先給了學生圍着保暖，到後來被帶到「臭格」，才看見裡面都是毛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