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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維園年宵市場的本地示威文化商品
〔按：本文為「文化監察」的約稿，於2月15日在信報的「文化論政」專欄刊出。〕
一提起創意文化產業，往往會勾起諸多想像。一種是荷里活、迪士尼、建國偉業等「大茶飯」，另一種是文化創意商業化下，小眾或探索性藝術實踐被擠壓得凋零的意境。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及發展部」過去兩年的「文化創意中小企業的跨界別協同效應：創意、人才與企業精神」的研究計劃，就是希望在上述兩種想像之間，探索新的方向。
文化創意中小企，不單是最能製造機會及吸納勞動力的區塊，也因為其立足本土的特性，最能保留和再生產本地文化。是故，歐盟在面對最新一輪金融危機提出來的對策，是透過幫助文化創意中小企去幫助青年發展事業；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過去亦一直以發展文化中小企的形式，去保留和發展一些消失中的文化，該組織建議政府機構應調撥更多的資源，扶植本地中小型的文化企業。
筆者年年新年都會去菜街碰運氣，希望可見小販出動，記得去年食環嚴打，小販不多。今年小販在不同地區空群出動，旺角菜街和深水埗福榮街特別熱鬧，菜街更有上百檔小販，深水埗又有久違了的街頭美食，政府多年來為小販塑造的負面形象，並沒有影響前來小販區揍熱鬧的大批市民的雅興。
新春大笪地：旺角西洋菜街
旺角這區較多乾貨和街頭賣藝者，筆者初三晚上十時多走到旺角西洋菜街，不見熟食蹤影，而賣藝者也多是平時都有表演的人。由豉油街以北的馬路兩旁都是小販，人山人海，有如年宵市場搬來菜街，但這裡沒有年宵般有警察為你封路或做人潮管制，也沒有地鐵站告示，那時雖非行人專用區時段，小販也集中在馬路兩旁擺賣，但人車共處，車輛在路中慢駛，行人自動讓出位置。兩旁小販在三條行車線中的左右兩條擺檔，一檔連著一檔，想逛小販檔的市民可走在中間那條行車線，小販就向著中間掃貨的市民叫賣，兩邊行人路就留出空間，各取所需。
新年伊始，人們總愛談新變化。
兩星期前，在學校的學生飯堂遇到馬國明老師。由街頭巷尾看出香港天地眾生的他，慨嘆如今「捍衛香港」盛行，抵抗外敵的族群情緒高漲，可是，香港本身有甚麼值得捍衛，該保存甚麼，去除甚麼，似乎沒有甚麼爭論，也沒有得到應有的注意，這可不是搞點港英神話或中華文化想像便可以解決的。
我同情這種情緒，因為，它源於我們還沒有看清楚想清楚身邊的世界，便已消失，換來的是「無明」的變動與感覺。這就好像年底結業的銅鑼灣利苑，許多人把懷緬之情投往這家粥粉麵店。活了超過半個世紀的父親完全不明所以，何以市民有如此激情，不就是一家尋常且食物並不出眾的店嗎？本土之情激越，在內地旅客與本土消費主義狂颷的銅鑼灣裡，我們又有何空間去認真思索本土呢？許多人覺得，只好暫借此店的最後時光，寄託頓失所依之情。認真思索的確困難，也逆當今高舉旗幟的潮流。但是，只要是腳踏實地經營本土生活與文化的人，從來都知道旗幟不是靈丹，需要的是認真思索眼前一切再作行動。困難又怎會都是外人帶來？敵人又怎會都在家門之外？
大年初四，假期放完，錢財花光，心情難過面色難看——眾所週知，以「年初四咁嘅樣」形容黑口黑面源自周星馳電影《行運一條龍》。《行》是1998年的賀歲片，十五年前的對白到近年仍被打工仔女在網上傷心share，但「茶餐廳如何逃離業主加租逼遷」這條片中主線，卻未必有多少人關心，包括周星馳自己。《食神》裡憑瀨尿牛丸由街邊檔做到連鎖店的飲食業發達夢，是東亞金融風暴前的奇想；到泡沫爆破之後的《少林足球》，用太極功夫搓麵團做饅頭的趙薇要脫貧只能轉行踢足球。
可記得「行運茶餐廳」在哪裡取景？那是一間真實存在的老式茶餐廳，位於太子與旺角之間，設有閣樓雅座，晚上不營業，心水清的看倌大概知道是哪一間舖。時隔多年，現實裡的「行運茶餐廳」僥倖未受舊區重建的魔掌摧殘，仍然屹立原址，不過其他舊區茶餐廳可就未必挺得住，市建局和田生地產出手收樓，絕對比吳君如飾演的盛世地產揸fit人「姣婆四」兇猛獰惡。
反過來說，要是不被收樓，茶餐廳是否難以承受舖位加租？單純就數字上來說，也不一定如此。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統計，從《行》上映的1998年到2011年，私人零售業樓宇租金指數升幅才20.8%；相對的，政府統計處的《香港統計年刊》則顯示包括茶餐廳在內的快餐店行業收入頗有進帳，同期食肆收益價值指數卻升了59.5%，似乎足夠應付加租有餘（見表一）。
表一：1998至2011年快餐店收益與租金趨勢
（獨媒特約報導）上月底，我去香港獨立電影節觀賞紀錄片《稻米是如何煉成的？》（導演陳浩倫），赫然發現是三級片，我帶著滿腹疑團及好奇進場。全片內容談及一群年青人參與反高鐵運動後，進行有機耕作，成立生活館，嘗試種植稻米的苦與樂，以及導演自己的反思。我看不到色情裸露，也沒有暴力（相反有人大談慈悲等等）。之所以被分類為「三級」，唯一的解釋是朋友間閒聊中不太令人為意的粗口助語詞。如果不知道是三級片，不少觀眾也不會太留意當中的粗言。
我認識的三級片導演
如果紀錄片的題材是暴力與色情，並以寫實及直接的影像呈現，被評為三級我勉強能理解。可是，因為現實中司空見慣的髒話，便被列為三級，實在不可思議。而且，我稍為問一下身邊朋友，發現我自己竟然認識那麼多「三級導演」。由2010年開始，每年起碼都一部，相信實際上數目還更多。這些「三級導演」的共同點是探討社會問題，可能因為他們太寫實了，都被評為三級：
《壞孩子》（游靜，2010）
《我們在跳舞》（張偉雄，2011）
《Hidden Agenda The Movie》（林森，2012）
《稻米是如何鍊成的？》（陳浩倫，2013）
（獨媒特約報導）政府在二月七日開展為期三個月「飲品玻璃樽生產者責任計劃」的公眾諮詢，討論將就玻璃樽回收實行「生產者責任制」，並打算公開招標，委聘一個合資格承辦商作為玻璃管理承辦商，負責收集廢飲品玻璃樽。然而計劃推出後，坊間反應不一，認為政府所收取的一元，不能直接提供誘因予生產商推廣回收，也會推高低價玻璃酒類的售價，消費者也沒有誘因回收，甚至也不知道產品價格提高與政府「推廣」回收的關係。
政府又計劃公開招標，由單一承辦商負責回收。坊間一直有不同組織參與玻璃回收的業務，包括香港泥頭車司機協會的「玻璃再生璀璨」計劃、匡智會的「玻璃樽回收行動」、香港酒店業協會的「酒店業玻璃樽回收計劃」、沙田居民協會的「沙田玻璃顯生輝」計劃和在東九龍公共屋邨推行的「玻璃樽源頭分類試驗計劃」。可是，香港的玻璃樽回收率一直偏低，在二零一一年只有四千八百公噸（5％）。回收商便直言目前仍處於「開荒」階段，根本難以找到單一承辦商處理。回收商表示目前市場回收誘因低，回收後的製成品價值低，回收制度不成熟，認為提高回收率的關鍵在於教育。
玻璃再造磚出路少
文：劉劍玲、吳國偉
早前到火炭工業區參觀cultian FEST展覽「介入──遊走於主動與被動之間」，並參與座談會「匍匐前行──基督徒與創作人的身份定位、矛盾與前設」，聽到淋漓、淋浪和其他講者的分享。如果有堂會容納不了淋漓、淋浪的畫作，那並不是因為教會先天地與藝術絕緣，而是因為淋漓、淋浪的畫作，呈現著基層解放的美，恰恰與堂會的中產意識背道而馳。
〈紙皮人〉
〈板間人〉
（獨媒特約報導）根據《公司條例》的最新修訂，公眾由現時可查閱公司董事的完整身份證號碼及住址資料（俗稱查冊），變成日後只能查閱部份身份證號碼，新例又容許公司董事以申報通訊地址來取代住址。修例引起各方不滿，而新聞界早於一月間已召集接近二千名新聞工作者聯署，要求政府撤回有關修訂條例。有消息指政府最近考慮作出讓步，豁免報章、電視台、電台、網上媒體等新聞機構從業員的查冊限制；公眾亦可透過查冊取得董事部份住址及身份證號碼。然而，為勞工服務的團體仍堅持要政府撤回惡法，認為限制公司查冊會令無良僱主透過有限公司隱藏身份，令基層工友更難追討欠薪。幾個勞工團體，包括職工盟、街工、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於昨天早上到政府總部抗議，要求撤回惡法的聲明暫時已有27個團體聯署。
示威人士表示，現時的《公司條例》對被無良僱主欺壓的工友有很大的幫助，以在場的郭女士（北區就業問題關注組代表）為例，郭幾個月前因為清潔工作受傷嚴重需要休假，事後老闆一直拖欠薪金，並要求郭女士自願離職才會出糧。郭表示當時自己既憤怒又無奈。在此情況，郭就是透過查冊得到僱主資料，才能夠向勞資審判處申請追討賠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