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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學聯羅冠聰所言，香港「有些人是「在最後一刻留守」而非「留守到最後一刻」」。
不論是金鐘，還是銅鑼灣，清場前一晚都有大量港人去到佔領區，嘉年華式的拿免費紀念品、唱歌、拍照、上facebook打卡。不少網民直斥「又開嘉年華」、「你咁開嘉年華到２０４６係咪有真普選？」。
金鐘和銅鑼灣清場前一晚，筆者也很沒用地「在最後一刻留守」。筆者剛到達金鐘佔領區的時候，心情非常沈重。先不提再次踏上抗爭者無辜被擲催淚彈的道路，和看到寫滿香港人心聲的連儂牆帶給我的複雜心情；最揪心的莫過於看到留守者執拾帳篷，為離開作準備。揪心，不是因為他們不願「留守到最後一刻」，等待被捕（何況我這small potato也沒資格講呢啲），而是因為想到他們在這裡捱過多少個寒夜，結果，港共一句「清場」，他們七十多天以來一起捱出來的大本營，就一日盡毀。
筆者獨自在對清場愛莫能助、對佔領區不捨而揪心的同時，卻看到身邊絕大部分人都是笑意盈盈，仿佛真的置身於玩樂嘉年華中。那一刻，筆者終於明白為何網民如此生氣。原來，真的很多人抱著湊熱鬧的心態來到這個認真爭取民主的地方。
本年度康城影展金棕櫚獎得主由土耳其導演Nuri Bilge Ceylan執導的《冬日甦醒》（Winter Sleep）奪得。電影沒有花巧、凌厲的鏡頭和剪接，只是簡單直接地由一場接一場寫實的對話組成。從涉獵貧富懸殊的問題，延伸至展示離地中產及富人的自私和偽善，借他們的捐獻行為側面批判整個社會製度。
主角Aydın從前是一個演員，退休後靠出租房子及經營山上的酒店賺錢，並在山上過著富裕的生活。無憂的生活讓他能夠同時擔任業餘作家，在報章撰寫專欄。電影初段Aydın與為他處理收租事宜的代理人在山下駕車，車子玻璃窗破裂的聲音突如其來，原來有一個小孩向二人的車子拋擲石頭，一幕平凡而寫實的貧富衝突隨之掀起序幕。
沒有尊嚴的貧苦大眾
拋石頭的小孩一家，數十年來一直是Aydın一家的租戶，Aydın與收租代理載小孩回家，收租代理向小孩的父親解釋其兒子促意弄破其車子的玻璃窗，但父親只是擺出一副懷疑的目光，質疑收租代理是否捏造事實以索取賠償，父親的反應反映當地窮人被拷詐的現象頗為普遍。
《主場新聞》死，《立場新聞》生，引起的「爭議」或「論辯」，仿彿間接以「立場之爭」當其開刊序幕。
現在的讀者看文先看立場，就說說像我這樣一個普通讀者的看法。我不是要說「看好」或「看低」這類抬高自己的話，只有一種簡單的感覺：不期待。已經沒有期待的感覺，即對刊物沒有願景，沒有雀躍，沒有熱情。一切來得那麼自然，像對著曾經深愛現已無情的人：「嗯，回來嗎，噢……這樣子。」
曾經每天讀幾回《主場新聞》，不只關注時事議題，也留意藝術、體育等版面，幾乎可以說是「主場撈飯」（看來我是很多網友口中的「離地中產」）。《主場》突然告別，那夜我相當失落，覺得可惜，少了一個相對可信的媒體，並覺得投入的熱情被「那看不見的力量」淋一盤冷水。對於「誤判而恐懼」的蔡東豪，作為讀者是體諒並支持的，我們不能要求人人是烈士或英雄。
你可能會問，曾經一直支持《主場》的我，不應也為《立場》進場欣喜？雖說淡然，見護航者對批評聲音的誅心之論，想回應幾句，支持《立場》的朋友，不要只當批評聲音「居心叵測」，為罵而罵，有些問題不論立場，也值得反思 :
我們都是雙重標準的動物。詭異的是，在我們眼中似乎社會的人和事普遍有著雙重標準，唯獨我們甚少承認問題發生在自己身上。雙重標準並非一面倒的壞事：「嚴以律己，寬以待人」是一種雙重標準的取態，但不見得可憎。由此可見，雙重標準惡不在於標準的不等稱運用。雙重標準之所以可惡是其運用所帶出的不公義或偽善（hypocrisy）。例如否定別人說謊，自己卻徹頭徹尾地撒謊便是雙重標準的典型例子。既然雙重標準相當普遍，我們必須瞭解其中肇因並時刻反省，免得令社會蘊釀出習慣性的偽善和不義。以下文章會嘗試解構導致雙重標準的思維元素（非惡意性的雙重標準），希望對讀者有所啟發。
各位市民，聖誕快樂。昨天我們介紹了明朝的抗稅故事。在聖誕節這個特別的日子，我們想起耶穌挑戰帝國統治的故事。有牧師來稿，為我們講解耶穌對納稅給不義政權的看法。無論閣下是否基督徒，希望有所啟發。
【納稅給凱撒可以不可以？】 （文：陳牧師）
敵對耶穌的法利賽人想利用政治矛盾來陷害耶穌，就找了一個陷阱來陷害他；「納稅給凱撒可以不可以？」這問題的惡意，在於如果耶穌答「可以」，就會得罪以色列的民族主義者，甚至失去普遍以色列人的支持；如果耶穌答「不可以」，法利賽人就可以用耶穌的這句話指控他搧動反對羅馬政府而陷他於死地。
耶穌看穿了惡計，就反問他們有關羅馬政府所發行的錢幣上的頭像和名號屬誰，要知道當時錢幣上刻有凱撒頭像並有拉丁文寫著「提貝里烏斯，神聖奧古斯都的兒子」，背面則寫著「最高大祭司」，意思是以凱撒為神。
耶穌說：「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神的物當歸給神。」
「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錢幣既有凱撒的頭像，所以凱撒造的錢幣可以交還給凱撒，即是納稅是可以的；但下一句「神的物當歸給神」就帶來另一個新角度：凱撒雖自稱為神，但他真是神嗎？原本對神的效忠及敬畏不應給凱撒奪取了，因為凱撒也不過是被造之物，所以絕對的效忠只可以歸給神。這樣看來，地上政權對人的權柄只是相對的、有條件的，政權只是神設立為要賞善罰惡的工具，神才擁有絕對的權柄。
如何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近年成為教育界關注焦點之一。而為了支援這些學生，教育局設立特殊學校，且在中小學推行融合教育，除了津助，尚有校本教育心理服務提供評估、輔導及培訓等。此外，當局亦為老師提供不同層級的相關培訓。中小學的融合教育開支去年為10.8億元，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人數接近34,000人，人均開支約32,000元。而本年度有關開支預算為12.4億，較去年增加1.56億（14.5%）。
幼稚園的情況又如何？儘管幼兒教育並不屬於強迫教育範圍，且幼稚園皆屬私營性質，但本港適齡幼兒的入學率達百分百，而所有本港的幼稚園均根據《教育條例》註冊，受教育局規管。即使以往由社會福利署管轄的幼兒中心，在2005/6年亦透過「協調學前服務」撥交教育局屬下的「幼稚園及幼兒中心聯合辦事處」管轄。因此，幼稚園屬於教育局的管轄範圍，實是無容置疑。
香港足總在上週日（12月21日）晚以「2014世界盃技術分析報告」為題舉行教練講座，並邀來國際足協技術分析小組成員、香港足球名宿郭家明，和港隊總教練兼技術總監金判坤作為主講嘉賓。金判坤以講解港隊的訓練方法為主，當中涉及青年球員的訓練概念；至於郭家明則列舉國際足協的連串數據，解讀決賽周各隊的技戰術走向，為是次講座的焦點。
三後衛陣式的復辟
就各隊的陣式變化看，「智多星」指出本屆世界杯的潮流是回歸三後衛，或德國的4-3-3陣形。去年洲際杯尚且流行踢4-5-1（甚或切換成4-2-3-1）陣式，但本屆世界杯卻出現兩種趨勢：一，前場佈下三位進攻球員以加強人數優勢；二，邊後衛的助攻屬性更甚於防守。在第二點的前提下，較多球隊排出三後衛陣式，以釋放兩翼衛的進攻能力。在三後衛的基礎上，更有球隊如哥斯達黎加選擇5-4-1陣式鞏固防守，後排五名後衛能一致向對手發動進攻的一側邊線靠攏；又或如墨西哥，雖然擺出三後衛陣式，但在馬基斯居中指揮下，即使有一名翼衛押上至中場，另一側翼衛立即回收保護後防。而且，這些球隊仍然能維持前場至後場30米距離，體現球員的高度協調性。除了以上兩隊，郭家明也列舉智利和荷蘭的比賽錄像作為演繹三後衛陣式的例子。
進攻和防守細節的變化
（獨媒特約報導）原本從事平面工作的慧惠，自十一月起放棄穩定收入，全情投身佔領運動，以繪畫記錄區內日常大小，最後創作出《雨傘日記》。運動期間她手執畫筆，以第一身見證運動變遷。從金鐘木匠陳伯、旺角自修室到銅鑼灣的年輕面孔，一個個不顯眼的佔領細節，都被她一一畫下。「小人物做小事」，她形容自己是個小人物，只希望為香港貢獻一份力量，相信人是有能力影響更多的人。懷著這顆溫暖的心，現時她正舉辦作品展，發揮自己的影響力，把運動帶入社區。
描繪不平凡的平凡人
鎂燈光下知名人士如光似影，每每發言，記者們前仆後繼、蜂踴而至。然而，燈光背後一張張無名的臉，對慧惠才最有價值。 一直從事設計的慧惠笑言自己在運動中就像名記者，把所見所聞記錄下來，然後透過畫作呈現到大眾眼前。她坦言用攝影作媒介的話，被拍下的人很可能會遭清算，故此細心的她選擇了花時間卻極具人情味的方法﹣﹣畫畫，來「報導」佔領區所發生的事。
When you're weary, feeling small,
When tears are in your eyes, I will dry them all;
I'm on your side. When times get rough
And friends just can't be found,
Like a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I will lay me down.
Like a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I will lay me down.
每一次聽這首Simon & Garfunkel的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就會想起我們仨在那舊得像要隨時塌下來的村屋內的片段。
「嗨！你究竟聽了這首歌多少次？ 唱片也累了吧？」B一放學回來就總愛取笑我。B在中文大學唸英國文學，家在元朗,所以跟我和A合租了這在沙田的小屋，樓高二層，包租婆獨居樓下，子女都跑了去英國Soho的中國餐館打工，她也樂得多了三個年輕人住在一起。
雨傘運動，並非只是七十多天。長期運動要贏，雨傘世代的經濟勢力亦是重點。最近很多同伴引述了李小龍的話：像水。政治或街頭運動以外，在商業領域，我們亦需兵形如水，佔領一切能佔領的經濟空間。最好是能將現有顯露出來的能量，融入商業領域中。文化創作，是其中一個途徑。
文化創作，從來都受整體政治社會形勢所影響。沒有社會變遷，創作出來的作品往往沒有靈魂。中國近代的文化創作，最興盛莫過於民國時期；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當時的社會動盪，令很多人有話要說。魯迅的棄醫從文，就是例子。香港在六十年代開始，經歷了一個文化高峰。當時的冷戰，華人社會化成壁疊分明的兩岸三地，提供了無數的啟發。回看當時的作品，很容易能看出各種明喻隱喻。
雨傘運動，是一個分水嶺，無論長遠結果如何，香港也將轉型。沒有人希望會出現動盪，文化創意亦不需要政經動盪，但是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共同觀念、乃至文化符號，都已經在急速轉變。這種轉變，能化成創作能量。所以筆者認為，香港未來十年，應可迎來另一波文化高峰，而當中最重要的作家、詞人、導演，很可能是今天的中學生或大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