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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個人，在報紙上寫專欄，而且名字旁有一個教授頭銜，我們會期望他的文章論証嚴謹，環環相扣，証據充足，或最少，所寫所說的都有多少根據或研究支持，這在學術界只是基本要求。但當我看到九月十六日雷鼎鳴教授在信報寫的” 最低工資的社會代價”時，心中卻冒起了一個疑問：這文章真的是出自一個學者手筆嗎？這篇文章可說太冗長而有不少不太相干的段落，但這並不是甚麼大問題，問題是文中一些論點看起來像是猜出來的多於基於事實算出來的，我很希望雷生能解答我這個外行人的疑惑。
首先，雷生說"今天就算是區區四千元的月薪，以購買力計算，已等於我童年時代家中不可期望的高收入"，但事實上，以一個四人家庭來算，現在的公屋的平均租金約$2000元，而平均要輪候1點8年才能上樓，期間只能住租金最少$3-4000的私人樓宇，而且當年工作機會處處，跨區工作的需要很少，但到了現在，低收入人士有相當一部分要跨區工作，上班和下班都要花一小時或以上，以及要付約$600的車費。即使該家庭很幸運地能住在公屋，光是租金和車費就花了這區區四千元的超過一半了。
無論是建制派還是泛民主派，『青年票』總是各候選人夢寐以求渴望得到的票源，於是一到選舉，紛紛各出奇招，希望可以『潮』起來、『潮』到可以吸引到年青人投自己一票。04年的選舉，有年過四十歲挺著肚腩的候選人穿起波衫捧著足球喬裝年青，好一點的則找來年輕成員放在隊尾，用意皆在吸納年青選票，可是效果卻遠不及自發為長毛四處 ICQ拉票的網民力量。
數碼版權第二輪諮詢剛結束，相信大家仍然記得文件中提出串流版權作品刑事化的等荒謬建議。為了減少互聯網與版權持有人之間的矛盾，使數碼版權順利落實，政府於七月中召開一個三方會談，希望能制定出一個網上服務供應者 (Online Service Provider) 的規範守則 (Code of Practice)。
所謂的三方是：版權持有人、用戶和OSP，可是於第一次會議用戶的代表僅四人，包括消費者委員會、香港工業總會、教育與版權關注小組和港大法律系的代表。而 OSP 則只有幾個 IT 功能組別有投票權的協會（香港資訊科技聯會、互聯網專業協會和香港互聯網服務供應商協會）和雅虎亞洲。版權持有人的代表十一人，分別來自不同媒介（電影、音樂、電視、出版和攝影）。
很少寫故事，只是記下昨天跟伯伯談上片言隻語。
第一次走過觀塘月華街臨時小販市場的人都想拿下照相機，拍照留念，每次總會被門口賣茶的老伯喝止，對老伯，心裏總留下道出的恐懼。
張伯，其實跟一般街坊一樣，不是住在動物園，他有自己的尊嚴。沒有談上重建或搬遷，只有他的故事。
上個月奧運棒球賽，台灣輸了給中國，全台哀鴻遍野。差不多同一時間，阿扁的洗錢案爆發，媒體最樂，不愁沒新聞。我得懺悔，這個月因此看了很多電視，那就寫寫台灣的電視吧。
忽然中電視毒
陳氏自八十年代起，便於荃灣參選，歷屆的立法會選舉，陳氏亦主要靠荃灣食胡。公民黨的張超雄今屆首次直選，有指其主要以公民黨的形象爭票，筆者試從各個細票站的資料，看看這兩個觀點。
決定性的選區是荃灣﹖
參今屆荃灣的得票，張超雄得到7,880票，支持度為12.38%，其中有2,600票，是由公民黨兩位排在名單之後的區議員陳婉琛及黃家華的選區梨木樹取得。陳偉業得8,128票，支持度為12.82%。上屆陳氏在本區得12,305票，支持度為16.95%。
由此可知，陳氏在荃灣的力量已大為縮減，得票比上屆少4,000票，跌幅達33%。失守最嚴重的票站為荃灣中心，04年時此區現任議員為陳氏友好李洪波，李氏落選後，陳氏在本區得票大跌近1,000票。而公民黨的兩位區議員十分稱職，分別令張氏在兩個梨木樹的票站得到34.42%及41.02%得票，這些全是公民黨的地區工作票。
三區打成平手
陳氏及張氏在各大區的得票率如下﹕
葵青 陳 6.87% 張5.85%
屯門 陳 8.79% 張8.39%
離島 陳 6.02% 張6.25%
元朗 陳 8.02% 張5.47%
政界Sa姐一如電視裏的SA姐，說了心底話。看到鄉議局主席劉皇發先生對周梁的評論以及對自由黨的態度，悲從中來。
Those good old days
香港經濟靠工商小企業起家，樓房道津等建築亦由市區開展，其他社會資源如醫療文教康體等都有城鄉差異。一方面造就了以自由黨為表率之城市精英傲氣，一方面又培育了以鄉議局為中心的鄉彥閭里互助精神。雖然表面上各有屬土，互不侵犯，但鄉彥父老莫不期望子侄能學有所成，經營有術，入城擠身官商主流社會，光耀門眉。及至新市填及各交通網收地發展，整個鄉郊得到了都市化所帶來的經濟實利，鄉彥對城中闊人，那敢不敬？那想不靠？整個九零年代是彥坤官商蜜月期，一齊做大個餅，再分甘同味，其樂融融。看看輕鐵計劃、他們的區議會選舉分區安排、正副主席位分配、對入侵性屋邨民主派的同仇敵愾，好一副親疏有別、把關在我、夷戎與狗不得來犯的氣概，最具代表性可算是吳明欽事件了。
以夷制夷
幾個星期前看到 IphoneGirl 的討論，心裡很不舒服。前幾天問聰頭有沒有聽說這事件，他不知道，當時我不懂如何解釋，即時爆了一句：「他媽的白人真無聊！」聰頭很驚訝，「你甚麼時候變得如此種族主義？」但我實在想不出其他語言講出心中的那條刺。
IphoneGirl 的故事，簡單來說是蘋果推出 Iphone 後，有一個英國的 Iphone 迷，在機器中找到幾張中國打工妹的照片，這個十來歲的小女孩，於鏡頭下擺著 V 型的勝利手勢，燦爛地笑，背景是一個「乾淨企理」的廠房。之後，Iphone 迷說，這是一幅他們見過「世界上最美麗的笑容」，並要尋找 IphoneGirl 的下落。
火紅年代，句號還是問號？
一旦談起火紅年代，人們往往愛以一種懷緬的姿態，訴說種種七十年代激進青年運動的故事。然後，人們又會說，基於很多複雜的原因，它最終只能像剎那的火花，其浪漫理想與激情唯有隨時代遠去。結論是：火紅？不切實際！人們口中的火紅年代往往象徵着跟當下的一種斷裂，是一個開展了卻又沒有延續的故事。然而，《傅魯炳的故事——沒有下集》卻在進行另一種嘗試。
正如舞台劇的名字——沒有下集？——是以一個問號做結般，相對於數年前紀念另一位《70》戰友吳仲賢的《吳仲賢的故事》，這齣劇無疑多了一頁時間意識：通過傅魯炳舞台上的角色身影，尋索火紅年代自身的過去與未來。傅魯炳之外，我們在舞台上能夠找出別的名字：六六騷動盧祺及○八年遭惡警剝光豬式搜身及皇后碼頭運動的一眾保育青年，它們象徵了火紅傅魯炳所屬時代之過去未來。
特首民望拾級下滑，選民投票意願不斷冷卻，香港是否出了很大的問題呢？市民一方面對政府的表現愈來愈不耐煩，同時又不認為自己可以改變什麼；至少在現有的管道之下，他們看不到有任何可做的事情，失望、憤怒而無力。這到底是種什麼情緒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