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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文章

重新審視香港的教育制度

筆者最近觸一名基層的小男孩、為就讀小學三年級的他作功課輔導。這個小男孩雖然已經小學三年級了,但是他連26個英文字母也背不到、懂的中文字也寥寥可數,屬於典型的學習遲緩個案。

父母都不太懂字,學業上幫不了兒子,將兒子的未來寄望於學校。然而,學校對兒子的支援也不見得有什麼幫助。由學校轉介的語言治療每兩個多月才有一次訓練…而在功課方面,這名男孩要做的題目比其他同學都要少,當老師安排課業時,這名男孩都不需做一些較為深的題目。每當筆者為他作功課輔導時,心裡都有些無助感,原因是他的態度。每一次問他題目時他都會立刻以二字回答:「唔識」或是胡亂回答,翻看他以前的作業,每次都是「滿江紅」。我明白這並不是他所想的,也不單純是他或他父母的錯,而是一個不公的社會所衍生出來的一個問題。因此,希望每一位都能籍本文去反思一下香港的教育體制。

教育真的是教育?

對政府來說,教育從來只用作人力資源分配、只是一種篩選「精英」工具和複製社會結構的工具。從幼稚園開始已經將小孩作分流,家境富有的就能入讀每月學費數萬的國際幼稚園,課餘時間就去學不同的樂器,從少就被訓練成一名所謂的精英。可悲的是,報讀這麼多的興趣班並不是孩子的意願,而只是家長一廂情願。從很多的訪問中可見,很多受訪家長都說報讀興趣班是為了子女日後能入讀一些名校,只有少數是子女真的有興趣所以讓他們去報讀。

你今年的碳足印是...?

對大部分香港人而言,旅遊一定是要搭飛機去的。由於機票便宜,長假期難求,很多香港人特別熱衷於週末短線旅遊。一年去幾次這種短線旅遊,究竟製造了多少碳排放?

世界自然基金會特製了一個碳足印計算器,過去四年我都利用計算器計算自己一年下來的碳排放。

2011年:8.25噸。其中的2.35噸來自我搭飛機出行。一次去北京出差,一次去台灣旅遊兩個星期。

2012年:5.9噸。沒有搭過飛機。沒有了那2.35噸源自搭飛機的碳排放,因此我去年的碳足印減至5.9噸,比香港人平均的6.5噸低 (請注意,計算這個平均的6.5噸其實並沒有包括你我搭飛機的碳排放)。

2013年:10.96噸。搭了一次飛機去北美探親:盛惠6.28噸碳排放。如果沒有搭飛機的話,碳排放只有4.68噸。

2014年:6.76噸。搭飛機去了北京一趟: 盛惠1.18噸碳排放。如果沒有搭飛機的話,碳排放只有5.58噸。

回應屈穎妍對「光明磊落博物館」的評論

【晴報原文: http://goo.gl/7N3pLX

社會工作者總工會一連四天舉辦了「光明磊落博物館」,希望藉此平台,記錄市民面對警察執法的感受,不單為這些故事留下歷史的痕跡,更讓大家說出內心感覺,抒發鬱結。。

過往四天,有超過250人前來參觀。眾多展品是來自不同的人士,當中包括被拘捕者和被警察打傷的人士。博物館是一個平台,讓他們透過一件物件,說出他們對警察的感覺。

屈穎妍女士在報章專欄撰文,批評我們「光明磊落博物館」展品兒戲,撩起市民負面感覺,把心中一條刺強化為仇恨。我們相信,一是屈女士未有親自來臨參觀,一是天真地以為沉默無聲得過且過,就是協助人們面對不快經歴的好方法。

向來,我們處理危機和創傷事件,社工界已累積不少經驗。但最基礎和重要的一個原則,是要讓人們獲得真相。試想像,在災難中向生還者隱瞞死傷數字,或不告知死者家屬有關死者的原因,這個是正確的做法嗎?我們要在真相的基礎上,了解人們真正的感覺和情緒,之後才能疏導他們的負面情緒。

台中的地震博物館,克羅地亞的失戀博物館等等,難道也是天天在人傷口灑鹽嗎?若屈女士以為人們來到博物館就會被人散播仇恨信息,未免看得人們極為負面和惡毒了;相反,我們希望人們能放下過去的負面感覺,好好地迎接將來。名為「光明磊落博物館」,其中的意思是讓大家記得過去,更明白將來社會有光明磊落的警隊有多重要。

就14歲繪花少女案件 香港聾人子女協會聲明

我們非常關注,近日有關於「連儂牆」繪花的14歲少女事件。

該名女童12月23日在金鐘「連儂牆」用粉筆繪花,被警方以涉嫌刑事毀壞拘捕,警方昨日以女童父親「無力照顧」為由,向法庭申請兒童保護令,接管女童。跟據報章,裁判官認為該聽障父親「軟弱」,無能力照顧子女,女童暫需判入屯門兒童及青少年院三星期,父女分離,無法上學。幸而此聲明執筆之時,已經獲保釋外出。

一直以來,社會對於「聽障」的理解,非常膚淺。一般認為身體有缺陷的人,就等於沒有能力。香港聾人子女協會(CODAHK)的成員,都是靠聽障父母養育成人的。我們當中,有神學生、傳譯員、管理階層、社工等。我們成立這個協會,正是為了減少香港社會對聾人社群的偏見或歧視,向公眾人士提供正確認識聾人、尊重聾人的教育。

「聽障」並不代表沒有能力,我們這班聾人子女(CODA)就是明證。聽障人士與健聽人士溝通有困難,並不是因為「聽障」此事本身有問題,而是社會/健聽一方有否公平相待的意識。根據報導引述的資料,案件庭上審訊期間,聽障父親似乎並不了解整個程序和相關後果,因此未必知道自己的權利,更莫說捍衛自己作為父親的權利。

捍衛粵語地位,絕非提倡霸權— 回應《廣東話的迷思》

閱過《廣東話的迷思》一文,於現時某些本土語言論述所作的批評,身爲捍衛粵語的團體以及其召集人,普教中學生關注組(下稱本組)和本人認爲有必要回應,以延續整個討論,及闡述我們的立場。

Hugo君以語言學的角度釐清「廣東話迷思」的四項論點,所言甚是。本組於反對普教中、捍衛粵語文化的論述,亦非以正統論、雅言論作基礎。然而,作者只是從獨立切割的論點作辯證,如果純粹用語言學從這些觀點來看,作者的理論無錯,但從教育的角度,作者所謂的「迷思」亦非完全無稽。筆者不是想推翻Hugo君的意見,也不會在此討論粵語是方言還是語言,而是嘗試以常識和教育操作的角度來補充Hugo君提出的幾個論點。

迷思一:「普通話受滿語影響;粵語承接古漢語,適合朗讀唐詩」。作者則說明了語言會隨社會時代變遷,故沒有所謂純潔正統。網絡上的確充斥不少「普通話是胡語,所以粵語比普通話優勝!」之類的論調,這些固然是意氣說話,不值一哂。不過,放在教育來說,教授詩詞歌賦時,使用粵語的確更具神韻。

私隱專員新博文撐「被遺忘權」 或繞過立法直接引進香港

原圖作者為Mixy Lorenzo

香港或會「繞過立法」,與搜尋器公司直接商討,把歐盟的「被遺忘權」引進香港。

本地個人資料私隱專員蔣任宏日前於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網頁發表網誌,力撐引進歐盟正在實施的「被遺忘權」,又指反對者對移除搜尋結果有損言論自由的擔憂是過度,籲他們對落實「被遺忘權」保持開放態度,並表示議題「預計在不遠的將來會有迅速發展」。

港私隱公署或與搜尋器公司會談

剛出席加拿大溫哥華舉行的亞太區私隱機構(APPA)論壇的蔣任宏指,論壇的成員國「將繼續密切監察未來的發展動向。雖然現時並未有任何實質行動的計劃,但也不排除未來會聯合採取一些措施的可能性」,其中一個可行方法是「與搜尋器供應商會談」。據業界知情者透露,在論壇上成員國就「被遺忘權」並未取得共識,主要原因是亞太地區國家政治環境差異頗大,難以由地區的層面落實。

2014豐剩我最喜愛的環保歌曲五強

2014,對於睜開了眼的人是一個非常難捱的年份,事情發生得比呼吸還要快,一不留神,就拋在腦後。但是有些事卻需要耳提面命、不敢或忘,於是豐剩為大家選出五首2014豐剩我最喜愛的環保歌曲五強,讓大家回顧過去、整合拓展之外,亦可以展望將來,表達見解論證。

第一首:三堆「一」爐 主唱:大嘥鬼

第一件事當然非鬧哄哄的三堆一爐莫屬。政府在年初表示香港現有的三個堆填區將陸續於未來數年內飽和,因而要求立法會以90億擴建三個堆填區;同時提出於石鼓洲興建焚化爐,造價為192億元。泛民嘗試提出多項議案拉布,但最終立法會在12月中剪布,現時三個堆填區的擴建方案皆已通過,剩下最大爭議的焚化爐,也很可能在2015年在爭議聲下通過。

無可否認,堆填區帶來許多惡果,污染環境,發出惡臭,而無助減少香港垃圾分量,只是治標不治本。但平心而論,假如情況真如政府所說的逼在眉睫、垃圾圍城,堆填區和焚化爐的確是現下唯一解決之道,因為所有的政策都沒有辦法一步到位。可是,我們要繼續監察,政府必須立時實施源頭減廢政策,如垃圾徵費及生產者責任者,改善市民及商家製造垃圾的行為。政府落實三堆一爐後不能過橋抽板,擱置其他減廢措施,否則終有一天,再多的堆填區也不會夠用,香港被我們親手破壞殆盡,變成垃圾港。

2015要記得什麼?
都市固體廢物徵費方案出爐,現正諮詢中:

2014香港好波

香港仍然有球迷

早前馬高兄詢問小弟可否寫兩筆香港波,收到同行的邀請,當然鼎力支持。近年本土意識抬頭,香港足球也出現一批熱愛香港波的人士,而且人數越來越多。或者很多人會問,香港波仲有人睇,其實現時香港的本地球迷人口,比以往有不少增長。有幸見証80年代精工最輝煌時期,大球場經常爆滿。不過其實80年代也有過小貓三、四隻的年代。我還記得當年擁有六名南韓外援的海峰,一場對警察的比賽只有100多名球迷入場,橫風橫雨,小弟與家父一起在場看著海峰以2:0擊敗警察。賽後海峰答謝我們的熱烈捧場,送了兩張銀牌決賽對精工的門票。

最近入場觀看東方對南華的聯賽,正值佔領運動與跑馬的星期三舉行。雖然入場人數不多,只得2000人左右,但在場球迷的打氣聲以及球會組織的打氣工作,實在令人欣賞。這批香港球迷,對香港足球支持的堅強信念,不下於年青人對民主選舉制度的執著。或許人們仍然批評,現時的球迷入場人數不多,可是羅馬不是一天建成,反國教初期,也只是黃之鋒與少數的學生在街上一張復一張的傳單,向市民解釋理念。東方全年的門票只是200大元,還有娛樂比這更廉宜嗎?正如沒有到過佔領區,你根本不會明白本土藝術品之創意與概念

香港球員不是港孩

畸型的生態消費——由阿河之死到元朗大棠動物園

阿河死後,有朋友問:「其實河馬是很重的,怎麼能跳出車廂呢?」我告訴他據說阿河是受了驚嚇。朋友後來說:「阿河是為了自由狂奔。」

是的,河馬阿河死得實在悲壯。他奮力一跳,終以性命告訴我們甚麼是「不自由,毋寧死」。我不知道河馬的跳躍能力有多高;由車廂到路面的距離,對阿河來說,可能是一道孤絕的懸崖。

阿河一生與故鄉無緣;十二年前他生活的高雄大非洲野生動物園突然結業,當中的虐畜情況方被揭露:孟加拉虎奄奄一息,鴕鳥餓死,阿河的同伙已死掉,只餘下阿河,被送到牧場,繼續受折騰。涉事的天馬牧場臭名遠播,之前已多次涉及虐畜事件。「動物園」或許已是過時字眼與經營方式:既然潮流興「環保」講「生態」,就把動物園易名「牧場」「生態園」,規模細成本低,而且命名帶著光環,好令東主和消費者自我感覺更良好——連清潔商都在公司名中加上「環保」二字,還有甚麼是政治不正確的?

世界各地的動物園都不時傳出照顧不善甚至虐待動物事件,香港也不例外。元朗大棠那個所謂「生態公園」近日就上了報紙:山羊綁頸,老牛拉車,野豬困籠。場主當動物是活生生的搖錢樹固然可恨,我更想問的是那些拖男帶女扶老攜幼的參觀者:難道你就看不出綁著山羊的繩太短,一條牛拖著坐了四五個人的車實在吃力?是甚麼令你開心得連常識也拋棄,是羊兒的揸頸就命還是老牛的逆來順受?請別以「接近大自然」為名,我實在看不出被綑綁勞役有多「自然」!

不做餐桌順民

最近,勉為其難地參加了一個婚宴,雖然事前已有心理準備是傳統肉宴一頓,但到了正式坐在席上經歷那三個多小時,依然難耐。 難耐並非因為看著別人飽餐而自己死守不吃,而是餐桌上浮現著一幕一幕動物受盡折磨、慘遭宰殺的畫面。吃肉在當下仍然被視為「正常生活」,但肉食菜式在宴會上似乎特別惹人愁緒和憤慨(這最少是動物維權人士的共鳴)。

我們不時在紀錄片中看到原始部落或宗教族群在祭典上宰殺動物奉獻神靈的場面,在筆者小時候,這些畫面被人視為奇趣錄,甚至可以成為影院的賣坐票房,時移勢易,今天這類畫面如在電視播出,必成大量投訴的對象。究竟,這種態度和價值觀的轉變代表了甚麼? 是否今天人們已接受不了宰殺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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