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捐款
圖：會議開始前，環保觸覺與人民力量陳偉業、工黨張超雄、人民力量陳志全及新同盟范國威等人召開簡短記者會，講述拉布及源頭減廢的重要性。
（獨媒特約報導）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昨日（11月7日）辯論三堆一爐撥款議案，會議甫開始工黨李卓人即動議休會，多名泛民議員支持，並稱三堆一爐有著巨大爭議，建議政府先行審議其他較逼切、爭議較少的民生撥款。建制派議員反對，反駁指盡快通過並結束拉布才是有利民生。兩派議員針鋒相對四小時，三個堆填區擴建計劃的中止待續動議皆被否決，撥款尚未獲通過，下周五續審。
李卓人動議休會 泛民支持
李卓人於會議開始後即動議休會。李稱政府以民為敵，理應將有爭議性的議案押後，將急切的民生項目提前討論，但政府近日卻沒有任何誠意去解決問題，包括佔領運動，質疑政府憑甚麼來財委會要求撥款。新同盟范國威認為三堆一爐有巨大爭議，政府於源頭減廢工作不足，亦不知具體落實垃圾徵費的時間，財委會不應就政府尚未完善的議案撥款，並要求政府將有關民生而又逼切的議案排前，如公務員工資調整等議案。工黨張超雄亦支持休會，認為低收入家庭津貼等議案比三堆一爐逼切。
我是一個義工，昨晚與另一些關心三堆一爐撥款的義工在金鐘佔領區搜集市民簽名，促請泛民議員全力拉布，反對三堆一爐在財委會的撥款申請¬¬。
我們人手不多，只有兩三個人，各自背著大包細包的單張，拿著一塊簽名的膠板，一支筆，沒有摺櫈，隨走隨做。我們見到途經的人，便向他們講解聯署的內容，然後請他們簽名。由於周五便是財委會第二次審理撥款申請，我們的聯署是在周四晚才開始，時間緊迫非常，一切盡做。
我們的聯署大題上有「拉布」及「反對三堆一爐」字眼，在我碰到的人中有表示自己對拉布有保留，又或對興建三堆一爐沒有太大反對的。我認為這是證明了佔領區內的人都不是盲毛，也不是不思考受指使的。非凡的經驗是，在這個奇異的空間裏，差不多每個人都願意停下腳步，聽我講足五至十分鐘為何要拉布，為何反三堆一爐。在你來我往的討論後，他們在聯署表格上簽上名字，這些名字比過往街站上一聲「請簽個名」而得的，份量和質感都好像實在很多。
（獨媒特約報導）香港著名電影人岑建勳及著名導演爾冬陞星期三(11月5日)於香港大學出席講座，探討香港電影人北上面對的困難和機遇，並分享自己拍電影的經驗，講座前舉行了《癲佬正傳》的放映會。
「他(爾冬陞)當初希望起用全新演員，希望拍出的感覺更寫實。我也不知現在是錯或對。」岑建勳談到廿多年前的電影《癲佬正傳》，這套由他監製，爾冬陞首次導演的電影時這樣說。這套以社工和精神病患者為題材的電影最後找來馮淬帆、葉德嫻及秦沛等資深演員擔綱，更有周潤發和梁朝偉客串，在一九八六年獲得近千萬票房。
出身電影世家的爾冬陞起初是邵氏電影公司的演員，演的都是古裝劇，在邵氏停產後，他才轉型當導演。他笑說自己本來以為全部流浪漢都是傻的，跟社工朋友了解後才明白更多，加上自己最初的基層出身，才想到以這特別的題材拍戲。「八十年代經濟好，大家有多餘時間和心情關心社會。加上(岑的)新公司，願意嘗試，才敢開拍這套戲。」
爾冬陞的港產片如《新不了情》和《烈火戰車》均叫好叫座，他近年執導或監製的中港合拍片也成績不俗。他自認自己是頭三名最認識內地電影審查制度的香港電影人。「當初我拍《門徒》，以毒品為題材也獲批發行及上映，令很多電影人不滿，為什麼我可以，他們不可。」爾回憶道，「那是因為我的故事背景是香港不是大陸啊。」
（獨媒特約報導）明日11月8日是一年一度的香港同志遊行，由維園出發經金鐘佔領區到添馬公園。由9月22日罷課開始留守政總一帶的學聯，一直表明支持同志平權、尊重不同性小眾的差異。學聯的面書專頁頭像的「罷」字也改為代表同志平權的彩虹顏色，「力爭普選，也要平權」。在大專校園外，也有爭取同志平權的行動，科大行動的3位同學在11月5日在校園的「火雞標誌，舉起彩虹傘，聲援佔領運動兼爭取同志平權。
發起行動的三位科大行動的同學Angus、阿健和阿橙，都是科大二年級學生。他們在科大「火雞」旁，將五把各寫有「我要真普選」的雨傘打開，再環繞「火雞」立起，又舉起彩虹旗。科大行動是於2012年學生自發成立的組織，今年成為科大學生會的屬會。這學生組織的目標是將不同議題帶給校內學生，建立論政平台，推動同學關心時政。關注議題例如同志平權，動物保護，以至最近的佔領行動等。以理科為主的科大，相比起其他大專院校，一向被視為較少關注社會議題，「科大嘅學生好多都掛住溫書，又離市區遠……我哋會派下傳單，有行動組，攪下遊行咁。」「中庭個『我要真普選』嘅橫額都係我地掛。」阿健說。
2014年2月14日，我拿到了香港永久身分書。我叫Kelly Zou，是來自大陸的香港人。2月14日，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登記做選民。要人生第一次，用手中一票為自己和下一代的權利發聲。
1986年11月，1000名香港人在紅磡示威，要求立法會直接選舉。1987年，英國人發佈政治改革綠皮書建立直選框架。90年代，儘管被激怒的北京要求英國人停止民主進程，英國政府還是正式啓動立法會選舉。1997年回歸，北京保留了英國留下的過渡性立法會框架－30名功能組別議員（非直選，比如某些界別只能由公司提名。2007年以後，大部分公司票是紅色資本控制。），其他30名議員直選產生。這樣的架構和北京對香港經濟的絕對控制確保了北京對立法會的絕對控制權。根據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香港人有一人一票選特首和立法會議員的權利。所以，從回歸的第一天，香港人就在問，普選和廢除功能組別的承諾何時實現？民間的良性討論，議員的請願和政改方案，中央置之不理。許多支持政改的泛民主派議員更被禁止踏足大陸。最後，第一任特首董建華（北京指定）提出的2012年時間表被北京自己直接否定。無奈的香港人不得不每年走上街頭，用合法示威的方式，向北京發出自己要普選要民主的聲音。可是，北京都有哪些回應呢？
黃洪教授的雨傘大學課程「貧窮源於不公平」來到銅鑼灣，第一堂「香港貧窮宏觀成因：全球化、中港融合與資本壟斷 」，講在資本全球化與香港八十年代工業北移的關係，勞工階層在經濟大轉型下又面對著怎樣的困境。
資本全球化即是生產性和金融性資本可自由走來走去。在全球經濟結構下，香港作為金融中心成為這結構一部份，經濟轉型成為向跨國企業提供服務(例如會計和法律服務)和讓金融熱錢自由流動的「國際城市」。美國量化寬鬆政策、美元與港元掛勾與利率低企、及中國政府不管制官員大量通過香港匯錢外出，皆是造成今天香港熱錢大量流入的因素，使樓價高企，而且波及了租務市場。
金融性資本與一般人的經濟得益實質關係其實不大；實際上全球化下的經濟分配模式才是造成貧窮的元兇。當資本無祖國，跨國企業的性格(即資本的特性)是哪裡有錢賺就到那裡，能自由轉移到成本較低的地方；而工人則受地域及不同移民政策和國內人口政策(如中國戶籍制度)限制，工人即要承受低工資和差劣的工作條件。於是資產階級在全球化生產環境下，能賺取大部份的經濟成果，工人實際上是無法分享全球化發展帶來的新增財富。
圖：蘋果日報
Wtsapp新增藍剔功能，不但可知道對方有無看訊息，更知道對方什麼時間看過訊息。
有些人因此慨嘆或不滿科技對私人空間的影響。我想起以前中化科一些文化人對科技如何影響人際關係的批判，這些抗拒科技的文化人總愛說科技只會擴大人類慾望、破壞人際關係，令人倫關係變得更為疏離與冷漠。但這類推論難以不犯滑坡與流於主觀的想像，社會科學對即時訊息與網絡媒體的研究都充分顯示出這些媒體的出現改變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形式而非質的下降，無論如何，這些訊息或交友媒體的影響力都會隨著它們的功能形式、使用者使用的目的與心應之不同而有所改變，情況遠比我們一般想像中複雜與多面向，因此一廂情願地慨嘆或責難這些媒體如何蠶食人心未免過於簡化，是科技的保守主義者。
今日香港人要抬起頭來，走出來爭取普選；150年前，愛爾蘭人亦開始爭取獨立。兩地同樣受政治壓迫，所有事情逆來順受，無SAY 要「袋住先」。在約150年前，5位愛爾蘭裔港督踏進這個陌生的殖民地。傷心人遇傷心人，也許是出於同情，5位愛爾蘭裔港督竟締造了所謂的「華人抬頭時期」(1866-1885)。誠如學聯所說，今日出來佔領的人其實很簡單，只是需要政府同情及尊重，講出普選及公民提名的路線圖，只可惜末代愛爾蘭港督彭定康已走，卻來了一隻六八九。
香港史上八個愛爾蘭港督，分別是砵甸乍、羅便臣、麥當勞、堅尼地、軒尼詩、寶雲、梅軒尼及彭定康。數數人頭，頭10個港督，第5-9任都是愛爾蘭人。當時愛爾蘭人尚未獨立，只是不斷抗爭，所以不能說是外國勢力統治香港。
愛爾蘭都柏林的大饑荒雕像，饑荒令愛爾蘭人口大減250萬
文：論盡採訪組
香港「雨傘運動」進入第四十日，佔領者面對政府堅持人大決定，「反佔中」者不斷挑釁，是退？是守？新澳門學社於澳大橫琴校區舉辦「新澳門論壇」，藉「雨傘運動」的經驗探討澳門未來政制發展。
在澳門土生土長的香港學聯代表趙家輝表示，香港「反佔中」人士不斷聲稱運動嚴重影響民生，而佔領者本身亦不希望長期留守，「幾日先可以沖一次涼，晚晚瞓街，餐餐食面包餅乾，（佔領）四十幾日都唔好受」。趙家輝認為，縱使年青人希望儘快恢復秩序，但香港政府卻一直不回應佔領者所提出的訴求，退守只是「行舊路」，還可能喪失爭取「公民提名」的機會，「呢一代唔去堅持，咁下一代就無可能有任何真普選嘅機會。」
同為澳門人的香港傳媒工作者蕭家怡表示，兩地市民對佔領運動有不同看法，她以日前有澳大學生在圖書館掛起「澳門又要真普選」一事為例：「係Facebook度睇到香港人話：『澳門學生好勇敢』、『終於踏出第一步』；但係澳門人嘅反應就話：『唔好搞亂澳門』、『你要搞就番香港搞』呢啲咁負面嘅說話。」認為澳門人只看到佔領對民生的影響，但對佔領背後的意義，以及香港人爭取真普選的原因亦不願了解。
圖：江紹祺（圖左）、黃耀明
（獨媒特約報導）《男男正傳》作者江紹祺與歌手黃耀明昨日（11月6日）在香港大學書店舉行新書對談會，題為「江明磊落－打開天窗說同話」。二人在對話中分享了香港在殖民時代同性戀刑事化的壓迫，由江紹祺筆下的五、六十年代至黃耀明身處的八十年代，法律與社會都在剝削同志的平等權利。放眼現在，黃耀明指同志的生活、心靈還未得到釋放，反歧視條列還未通過便是最好例子。
同性戀是罪
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江紹祺著作《男男正傳》記載了十二位香港第一代男同志的故事，當時的殖民地政府把同性戀定為刑事罪，男同志在法律和傳統男女婚姻的家庭壓力下，被迫處身於「櫃內」，只能在公園的公廁外相聚交友，又或以書信談情，在框框下掙扎、順服。書中有一位同志在六十歲完成了所有家庭責任後才敢按著自己性取向談情，六十歲人儼如十多歲的小子，初嘗戀愛滋味
江紹祺談及口述的過程，對長者同志來說是一大挑戰，「其實佢哋面對好大嘅挑戰，社會上俾佢個挑戰，或者個世代俾佢，其實同性戀係罪，唔見得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