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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17日，香港銀牌決賽，傑志對東方。本埸決賽的裁判是廖國文。他原本是一位警察，在本埸比賽，他發揮出慈母的本性。繼黃大仙對流浪把判錯的責任推在女旁證羅碧芝身上，今次更盡顯東方的戰術4-4-2-4。2比1一球，東方前鋒麥阿里士打越位, 但旁證和球證沒有任何表示。
上半場中後段，佐迪獲得一次單刀機會，但被對手後防基藍馬攬跌。跟據球例，應給予紅牌，但慈母予黃牌（圖二）。到了下半場，巴倫古素在對方禁區把球帶到底線，基藍馬用手阻擋，球證沒有任何表示。保連奴在對方禁區被葉鴻輝拉跌（圖三），他再次沒有任何表示。
圖二
圖三
傑志隊長盧均宜賽後Facebook說「球證同我講從後拉跌對手，進攻球員不能控制皮球，是黃牌！！咁我想問拉跌左又點可以控制到皮球呢？原來可以咁做下次有咁既事我會記住！」相信大家也知道這位球證執法是何等有水準。
（本文原刊於惟工新聞，現版本經筆者修改了一些錯處。）
沒有人生來是恐佈份子，只不過有些人變成了恐佈份子。(註一)
2015年1月7日至9日這三天期間，法國巴黎發了震撼全球的謀殺案，兩名兇徒古亞奇兄弟(les frères Kouachi)闖入《查理週刊》(Charlie Hebdo)總部，殺了八名編輯和兩名警察，另外亦有途人被殺，多人受傷。另一名兇徒古利巴利(Amedy Coulibaly)在第二天開始作案，殺了一名警察。三人繼而分頭挾持多名人質，令巴黎人心惶惶。經過數十小時的衝突後，三人最終死於警察的槍下。
哲學家鄂蘭(Hannah Arendt)曾說過，暴力不會說話，它摧毁了一切解釋和討論的空間。當日目擊罪行，僥倖脫險的《查理週刊》記者萊熱(Laurent Léger)表示：「我看見了恐佈。」被形容為恐佈份子的兇徒，均為穆斯林。古亞奇兄弟作案時，曾高呼「為先知報仇了！」
事件引起了鉅大迴響，法國媒體普遍視為「自由被媒殺」，同時穆斯林代表譴責暴行，認為「兇徒把穆斯林當人質」。新聞自由受威脅，穆斯林被再次污名化，這次謀殺案重創法國的共和價值，對不同的族群刺下很深的傷口。
「恐佈份子」的日常面貌
法國媒體連日來的報道，非常平實地呈現「恐佈份子」的外貌，他們平日一點也不「恐佈」，直至犯下了滔天罪行。
彌敦道有百年歷史的聖安德烈堂，耗資一億五千五百萬擴建拆毀百年古牆。惹來眾人嘩然，不獨歷史被消亡，更是生活經驗被剝奪。只要走過尖沙咀，一定經過聖安德烈堂的石牆，體會繁華的鬧市的寧靜，陽光照在通花的石壁，映在地上的十字架，綠樹成蔭的美麗。重後的利東街，喜帖街不見，換成歐陸式的石屎小屋，被報章稱為「假古董」，抗爭的故事被粗暴抹去，歷史被抽空，憤怒莫名。
一直以來，我們都被灌輸一個觀念 - 足總杯是弱隊每年難得一次的出頭天，也是爆冷溫床。這種特色，正是吸引球迷（特別是當地球迷）追看這項杯賽的一大原因，始終絕大部份球迷都有「鋤強扶弱」之心（當比賽中的強隊不是自己愛隊之時）。可是，時移世易，這個觀念也許要改改了。
足總杯，曾經是各支球隊夢想中的杯賽，其精神就是每支球隊都能參與，都有機會創造自己的傳奇，而爆冷溫床正是歷年來傳媒營造出來的足總杯一大特色。想當年，經典的爆冷戰役不少，足總杯確是球員實現夢想的舞台。在上世紀90年代中之前，金錢的影響還未算太大，教練的能力，球會青訓的成效，對成功球隊來說都是很重要的一環。時至今日，投資於球隊的金錢多少已變成球隊成功與否的最關鍵因素，這除了令強隊和弱隊實力上的分野擴大外，也令強隊的軍容更深厚，更有力作出輪換，安排主力球員應付更重要的賽事。結果，球隊、球員、球迷都較注重回報和重要性都較高的賽事，不幸地，足總杯就成為了一項定位較尷尬的比賽。各方面對於足總杯的熱情已不復當年，在吸引力大減下，剩餘的樂趣有多少還不知道，而弱隊爆冷創造傳奇的成份又尚有多少？
選擇自己一個去旅行的人，並非真的找不到同伴，而是覺得結伴同行會失去很多樂趣和自由。這路線遇到90%都是背包客，都是喜歡一個人去旅行，聽過更多的是，試過獨自去偷歡後，再也無法回到結伴同行。
當身旁有人跟你有着同一種背景，同一種文化，同一種語言，人類便會很自然地漠視了來自其他國家的朋友，於是認識新朋友，接觸文化衝擊的機會也少了，即使到了異國，其實也只是活在自己的comfort zone，這樣也少了旅行的真正樂趣。
當要和身邊人妥協一切衣食住行，這樣便無法得到意外的美好，所有事情都是固定。愛上了，但不能說留就留 ; 想瀟灑，但不能說走就走。所有事情都不是真正地忠於自己的內心，而只是跟身邊人妥協，我不能做真正想做的事，走想走的路。
別要以為，一個人去旅行的人都是獨來獨往，這種旅人，反而朋友多的是。好朋友都在路上，那種好，並非普通的好，那是比起原本家鄉的朋友更志同道合。路上很多背包客其實也曾經結伴同行，但見過鬼會怕黑，吵架絕交分手，甚至離婚都聽過，漸漸地，我們都發覺，家鄉的朋友只能留在家鄉，家鄉能夠成為朋友的人，很多只是因為緣份和回憶 ; 路上能夠成為朋友的人，卻是因為緣份，回憶，思想和性格的吻合。
阿龍，除了眼角膜被打警方打至脫落的阿健外，他是暫時我所知因雨傘運動而受到最嚴重影響的朋友，他的右腳已沒有任何知覺，現時得到威爾斯親王醫院的協助而暫時入住老人院，生活亦暫時得到綜援的資助，但絕不及他過往自力更生自由。現在，他只能等待明年九月神經科的初步評估了解其右腳沒有知覺和不能移動的問題。阿龍，看似得到香港不少未醒覺的人所說，香港的福利真的不錯了！那班亂港的「黃絲」還想怎樣？但事實真的如此嗎？
11月5日零晨，阿龍說他因在旺角匯豐銀行看見朋友被警方打到頭破血流，正當希望出手將其拉回自己身邊時，自己也被警察拉倒在地上，更被警方不斷以腳踢向其腰部，最終因受傷而被醫護義工送往廣華醫院的急症室。
移民（migration），從來都是政治。本筆記要講述的，乃中東六個石油輸出國的移民政治。
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GCC）之移民概況
GCC包括六個成員國：巴林（Bahrain）、科威特（Kuwait）、阿曼（Omen）、卡塔爾（Qatar）、沙特阿拉伯（Saudi Arabia）及阿拉伯聯合酋長國（UAE）。此六國之地利優勢，就是擁有豐厚之石油資源。而在其工作人口中，外籍勞工佔大多數。在二〇〇八年，外籍工人佔六國總工作人口超過百分之六十六。其中在卡塔爾，百分比更高達百分之九十四。而總人口方面，在沙特阿拉伯，外籍人士佔了百分之二十七，屬於六國中最低。最高的依然是卡塔爾，佔百分之八十七。某些外籍移民或許已久居在六國，但不會得到居住國之國籍，無法成為公民。
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該區某些國家已開始引入外籍工人。例如巴林發現石油後，便聘請英美的專業人士擔當管理及高科技操作之職位。而大批移民也從伊朗及印度湧入，擔當文員等較低技術之職位。
一九五〇至七〇年代：阿拉伯移民挑戰王權
文/泡泡
可穿戴設備市場蓄勢待發：谷歌眼鏡，iWatch，三星 Gear，Pebble，Nike Layoffs……從手表到眼鏡到首飾，以芯片和內置傳感器為依托的服裝等迅速湧入人們的生活，似乎身上不裝備一兩件可穿戴設備，就顯得逼格不夠十足。
可穿戴設備粉們一味追求時尚的同時，很容易忽略可穿戴設備大多存在一個巨大的安全隱患——隱私泄露。可穿戴設備能夠捕捉並收集個人的詳細信息，如生活方式，健康狀況，地理位置和消費偏好，這些信息會通過藍牙或者無線網上傳至雲端。由於人們對網絡的依賴，刻印著各種私人數據的信息肆意漂浮在網絡空間。
在當前熱門的可穿戴設備中，應用於健身、醫療保健領域的可穿戴設備，很容易集成龐大的用戶隱私信息，這些大量數據背後隱藏著不可估量的經濟利益。若保護不當，這些信息很容易被第三方機構獲取，最終有可能以人們未曾想到的方式被利用，並產生個人身份盜竊、跟蹤、欺詐和其他犯罪行為。例如保險公司如果接入個人的健康信息，可能形成保險歧視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