彌敦道有百年歷史的聖安德烈堂，耗資一億五千五百萬擴建拆毀百年古牆。惹來眾人嘩然，不獨歷史被消亡，更是生活經驗被剝奪。只要走過尖沙咀，一定經過聖安德烈堂的石牆，體會繁華的鬧市的寧靜，陽光照在通花的石壁，映在地上的十字架，綠樹成蔭的美麗。重後的利東街，喜帖街不見，換成歐陸式的石屎小屋，被報章稱為「假古董」，抗爭的故事被粗暴抹去，歷史被抽空，憤怒莫名。
九十年歷史的何東花園被移平，公佈五十一億賣出屋地，買家付上近十一億的「雙辣稅」，「前無古人」，數目皆盡破紀錄。雖然可惜，但事件的迴響沒有利東街和古牆被拆的強烈。為何如此呢？月中，古物諮詢委員會公佈「歷史建築保育政策檢討報吿」，建議成立的保育基金，不會強制回購古蹟，只作教育工作。政府的保育，不論生態和文化都不只力有不逮，而是無心無力。幾件事件，看出民間和官方對古蹟看法的迴然不同，甚麼是古蹟？如何保育呢？保育核心是民主參與，誰可決定城市的未來。
古蹟是權力交織的產物
保育和古蹟從來都和權力密不可分，古蹟保育是上溯至上世紀七十年，英殖年代視保育為文化的愛國教育，藉此教化香港人，何謂文明，西式的教堂、中式的廟宇、考古的石刻，圍村的風俗，一切當年認為不足為道的東西，殖民政府都考量其中。這種保育建基於專家的意見，考古學家、建築師、歷史學家，一群與保育相關的專業應運而生，古諮會就在此專業主導的背景建立的產物。沒有實權，只可發聲的諮詢機構。
回歸後，政府不諳此道，尤以梁振英為甚，視土地為地皮，「保育」阻礙發展。像土瓜灣的聖山遺跡的保育爭議，竟工程先行，強行搬遷千年的遺址，無視國際準則。建制派工聯會陳婉嫻反對官方的重置方案，上書國務院，並說聖山「關係到港人嘅身份價值」(20-12-2014, 蘋果日報)，暗指政府不懂借古蹟重寫香港與大陸關係，上溯本地千年的商埠歷史，失卻上而下軟性的國民教育機會。
保育拓寬城市的想像
本地的保育運動起點可算是天星皇后碼頭，今天大型運動，不論雨傘運動、新界東北等都可見抗爭形式、手法和論述上繼承保育運動，藝術介入、留守、直接行動、公共空間與市民自決都是天星皇后留下的遺產。但社運種子早在2003年利東街的運動已種下，原來六十歲的老街坊(May姐)可跟當時局長平起平坐，談論何謂規劃，何謂發展，設計將來的家。利東街的運動，街坊花上幾十萬與專業人仕製作另類發展設計，放上城規會審議，專業和民間連成一線，社區運動不只是抗議和反對，而一齊走入規劃遊戲，突然制度荒謬。
保育，保留自己的家，保存生活，令我們不再是蔗民，而是公民。
菜園村後，保育演變成最激進的運動之一，空間、社區和自主規劃的結合。皇后碼頭的重置遙遙無期，正代表保育空間的威力，不能磨滅的印記，正如金鐘的夏慤道已是雨傘運動的同義語。
空間的決定權，古蹟如何保育都是民主的一步。
美麗的建築或風光消失使人憤怒，生活的方式和價值被扭曲和剝奪令人站出來。歷史只是符號，常被隨便挪用，為何要保育呢？保育容易商業化，歷史、記憶通通可被買回來，正如全城懷念叮噹一樣，過去感覺在這不穩定和危機四伏社會中，是容易控制。言而，當個人的回憶，在空間聚合，成為集體身份，重拾社區和本地的認同，這就是激進，保育讓我們可質疑政府，一個躱在官僚和專業背後管治的政府，誰可說這是古蹟呢？觀塘為何不保留裕民坊呢？尖沙咀為何不留下這古牆呢？灣仔的喜帖街為何不見呢？
古蹟保育，要建築物跟現在社會和社群有聯繫，為何「假古董」令人憤怒呢？抽空、篡改歷史和文化，建構旅客城市，奪去群眾的記憶，沒有根的城市，令人不能失重，無法自處。
何時盤點十多年的保育運動？
十多年的保育歷史，跌跌撞撞，民間珍貴的舊區(西環、灣仔)因發展不斷消失，社區生活被擠壓，郊野危在旦夕。危中有機，公民運動也帶來不少成功案例，政府山運動，保育團體連結鍾逸傑等資深官員、專業人仕及邀請國際的保育團體(ICOMOS等)發信，成功令政府放棄近四十億的地皮，保留政總西座，更令「保育中環」變成施政報告的亮點；藍屋留屋留人，改造成基層與文藝青年的落腳地，永利街也是如此，或多或少見到政府反省，官方的PMQ、JCCAC、動漫基地，多少見到政府嘗試跟國際接軌，利用創意產業活化經濟，用古蹟回應時代的需要，雖難免引來士紳化，排拒基層，亦是新的思維。法定古蹟的權力何時回到民間手中呢？古蹟需要市民支持，而不只是經濟炒作。現在連古諮會的評為一級古蹟，也無法改變清拆命運，必須從官僚、專業取回古蹟定義權，建立一套本地保育、社區和身份的論述。
保育為香港揭開後物質主義的運動，直接行動，建立港人的身份。因緣際會，世界的文藝保育潮流和本地抗爭，改變的政府部份的想法，質疑制度的不公平。藉抗爭、營造或溝通，香港的民間陸續撰寫成功的故事，不斷回到保育的政治，誰人定義城市空間分配呢？
原文刊於︰25-1-2015 星期日明報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