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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地方的言論空間有多大，是與政治權利的自由度多少成正比，澳門今天的言論空間之狹小，實在不足為外人道，作為人類生存的基本尊嚴，澳門人連對生活上不滿的情緒也不能直接宣洩，實在可悲！
傳媒生態的逆向進化
1985年筆者曾投身澳門日報當記者，當年發生了市政廰清潔工人集體罷工事件，事緣晚間作業時清潔工人得罪了黑幫，有工人被打傷而且還被威嚇以後「見一鑊打一鑊」，筆者採訪完工人記招會後寫好的新聞稿，卻被總編抽起，他說此事已有人擺平，不用報導。年多前，澳門中心旺區有名女子從某大廈高處堕樓身亡，陳屍街上，據消息靈通人士透露，死者是澳門西醫陳滿之妻，而陳滿是澳門下屆特首熱門人選梁維特外公，此事雖然有記者採訪，但翌日澳門各大小報章均隻字不提，而數日後巧合地看見一則陳滿妻子病逝的訃聞，雖然無法證實兩者是否相關，但肯定一件事是澳門所有傳媒已被一隻無形的手操控，三十年前踐踏新聞自由只是個別的報館所為，如今澳門傳媒生態已退化至變成集體行為，齊齊禁聲。
良心記者備受打壓
我出生於台灣，成長、求學都在這塊島嶼度過，與之息息相關。
四年前的此時，我拎著皮箱抵達赤鱲角國際機場，那是個寒流來襲的初春，要在大學交換；當時，在香港的台灣學生還沒有那麼多，彼時的台灣媒體也正吹起到香港留學的熱潮：香港用英語教學、國際化、世界排名高，在這個國際關係長期受打壓而自卑的小島，也越來越多台灣學生整裝待發，留學香江；而當時的學校沒有那麼多台灣人，只用英文也可以在大學生存，直到我被分到社會科學院就讀，開始發現香港與我出生、成長的台灣有那麼多的不同，但面對中國，卻有著類似的無奈。
在「香港政治」的課堂，我第一次知道什麼叫做功能組別，我成長於民主化的台灣，費了一番力氣才了解香港複雜的選制、也驚訝當時特首只要幾百個人就可以決定，候選人只需要爭取北京的政治祝福，而不是香港市民的支持；也看過幾次香港街頭遊行，在那個中港矛盾逐漸升溫的春天，我在現場，我聽見香港人爭取普選的聲音、也看到港人捍衛既有生活方式的努力，我也見到，「中國因素」鋪天蓋地對於香港生活的影響。
即使後來回到台灣，每年我都會在香港待超過一個月，即使經常到訪，都明顯地感覺香港的改變：交通物價上漲、遊客越來越多、維港點亮更多中資招牌，甚至普通話越來越大聲。
為什麼用橡皮圖章可以抗議會內的「橡皮圖章」
2015年的區議會選舉，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對香港必然係重要的一環。
我們YeIlow Movement 計劃於這2個重要的選舉年內，努力向「全民覺醒」目標進發。
Yellow Movement 一群藝術工作者嘗試打開區議會這個潘朵拉盒時，我們驚嘆了 : 原來香港不單有病，仲生蟲添？圍繞著這麽多的社會問題，香港人卻選擇了當沈默的一群，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就讓我們在往後的日子，跟大家一起去探討我們看見的香港社會怪現象。
第一個怪現象 : [橡皮圖章]
何謂「橡皮圖章」？
「橡皮圖章」是一個政治詞語，意思是「描述一個議員在法律上被賦予很大的權力，而他們選擇放棄權力，自願成為順從政府的投票機器。
可笑亦可悲的是 : 今屆區議會內共有507個議席，有27名鄉委會當然議席，有68名委任議席（因為下屆就取消，所以我們不花時間去討論），有412名民選議席。
這507席中，親建制共有400席。即係全港區議會中有4/5都是橡皮圖章，他們放棄法律賦予的權力，而成為順從政府的"投票機器"。政府想推行什麼，也有他們保駕護航，所以橫行無忌。
日本人質後藤健二終於被處決了。在得知消息的那一刻，心裡有說不出的苦痛，我想到過去在烽火之地所認識的日本朋友，他們每一位面容，我現在還記得很清楚。
當時，我很奇怪，在這些朝不保夕的地方，為甚麼看到如此多的日本人身影？有些是自由身的記者，他們要追尋日本主流傳媒以外的戰爭真相。我在巴勒斯坦碰過一位年僅十八歲、自稱為公民記者的日本少年，他拿著專業攝影機向我侃侃而談，如何希望利用鏡頭讓他的同胞，明白到戰爭的禍害和不公不義。
不過，我在中東地區所遇上的日本人當中，有更多是和平運動工作者，其中有充當「人肉盾牌」者，他們住在戰區民居，大無畏為老百姓擋坦克，去保護那些無法保護自己的人，也實在嚇了我一跳。他們的行動或許不足點亮這個黑暗無邊的中東地區，但卻為我們留下偌大的思考空間，撩動世人的良心。
中國和日本雖然是世仇，兩者的關係隨著地緣政治不時出現緊張狀態，而我對日本右翼也極為厭惡，但政府與人民可以是兩碼子的事，而人民之間亦有不同想法。
在二戰時期作為侵略國的日本，把廣島變成一個軍事城市，廣島居民完全被軍國主義洗腦，盲目地支持戰爭。對於老一輩中國人而言，他們可能認為廣島居民受原爆之苦，是一種「共業」。可是，從另一方面去看，當時美國是否真的別無選擇，只有用核彈來結束大戰？還是找藉口來試驗剛研製出來的核彈，為核彈找個合理理由繼續發展下去？
了解過政改的背景和發展後，知道現時的政改主要關於立法會和行政長官的選舉辦法，那麼，現時的立法會是怎樣選出來的？早前的首輪政改諮詢又著眼於哪些部分呢？
現時立法會的選舉辦法
基於2010年的政改方案，現時的立法會共70席，由地區直選及功能組別各佔35席。在功能組別中，除了傳統的28個界別共30席（勞工界有3個議席）外，新增了5席區議會（第二）界別，讓全港三百萬選民均可同時投選地區直選及功能組別。
超級區議員 達至每人兩票
傳統功能組別只有近24萬選民，但他們既影響立法會內超過四成的議席，亦擁有分區直選的投票權，令功能組別每每成為政改討論中極具爭議的部份，包括：為什麼他們能比別人多出一票？所謂的功能組別又是如何分野？又如何界定誰可以成為該界別的選民？
由於立法會的分組點票機制，由議員提出的個人議案或法案修訂須同時於地區直選及功能組別中均獲得過半數議員支持才可通過，而政府提出的法案只須獲得過半數出席議員贊成便可通過。因此，在現行機制下，分組點票造成由代表少數利益的功能界別議員，有權否決代表大多數巿民利益的地區直選議員所提出的議案，導致「少數否決多數」的不公平情況出現，尤其是一些政府反對的議員修訂或動議，如最低工資、增建公屋和捍衛新聞自由等。
退休的聰爺現在以弄孫為樂，每日最忙就是做家務。他打趣說，我都無晒前途。正因如此，豁出去參與佔領，他義無反顧。
「各有各睇法，民主就係咁」
聰爺11月30日於龍和道特首辦門外被捕。學聯當晚呼籲行動升級，聰爺去支援，不巧被警察包圍，被抓住往北角警署，拘留30小時，還丟了手機。
就在七魔警在暗角打鑊示威者的當晚，龍和道群眾與警察正在進行攻防戰，聰爺看準往特首辦石壆有個缺口，正想號召人們過來攻搶陣地，警察有六、七個就衝出來，前面有鐵馬攔着，聰爺跳不過去，被按着在地，警察把他抬起，用索帶綁着雙手，錢包、手機和鞋子都丟了，最後幸有被捕支援組的朋友替他事後找回錢包和鞋子，但手機沒找到。
沒有監警會到場，也沒有警花做秀，連同聰爺共4個人被抓上警方的大巴，足足被拘留了30小時。被帶到警署，吹着大風扇。聰爺講起，只記得同行學生冷得發抖，他要求要毛氈，卻只有黑色垃圾袋，先給了學生圍着保暖，到後來被帶到「臭格」，才看見裡面都是毛氈。
只要你看看剛過去在美國舉行的電子產品展CES，你會發現物聯網（IOT，Internet of thing）與穿戴式技術（Wearable technology）將會是2015年熱門的科技發展，事實上這些技術已經應用在足球員的球鞋，網球員的球拍，單車手的頭盔，甚至是我們用的牙刷，而以下幾個應用相信很快也會在香港流行起來：
1. 孩子放學，怪獸家長在公司收到訊息，知道自己兒子鞋內的壓力增加，顯示他正在自己行路，怪獸家長立即致電工人，「你點解唔抱起佢要佢自己walk呀？」
2. 港女在晚上收到短訊，顯示戴有智能手錶（她送的禮物）的男友，其心跳及血壓在老蘭一帶突然急升，然後又回復正常水平。
3. 一哥收集慈母手中棍扑人的力度，凡不達標者統統送去香港青少年軍再培訓。
希臘左翼Syriza上臺，與中間和右翼政黨組成聯合政府，最矚目的當然是新政府的經濟政策，説得再精確一點，就是他會否繼續按照之間歐盟開出的計劃繼續緊縮政策和改動經濟結構。
2014年，無論是對香港還是台灣的社會運動來說都是特別有意思的一年，始於318的太陽花運動與928催淚彈掀起的雨傘運動都令世界各地密切關注。而在這些社會運動之中，記錄工作往往必不可少，除了為運動保存以外，更是讓我們把這歷史事件以不同的角度重現於他人眼前的機會。正如《太陽．不遠》的其中一位導演傅榆所說，獨立紀錄片導演就是要把主流媒體中看不到的畫面記錄下來，因為所有的細節都是重要的。
爭奪詮釋權的影像計劃
《太陽．不遠》中集合了不同導演的角度、想法，目的是呈現不同紀錄片工作者所看到的太陽花運動的不同面向，不需要有統一的想法，但求在差異中能夠共存並且互相尊重。製片賀照緹說：「這是一個關於詮釋權的爭奪，我們希望運動的訊息能在主流媒體以外，還有更多更豐富的意義被看到，所以台灣的非牟利組織紀錄片工會就發起了《太陽．不遠》計劃。除了十位義務拍攝的導演以外，還有42位影像公民，他們把自己所拍到的片段無償的提供給紀錄片工會的影像資料庫」，超過100個人的製作團隊以不同的角度、方法切入太陽花運動的記錄之中。對於導演傅榆來說，因為太陽花運動中媒體的詮釋力量太大，而作為獨立紀錄片導演大概就是要把運動更內部的事情反映出來。正如香港的雨傘運動一樣，各紀錄片工作者並不只希望記錄運動中激烈的衝突場面，反而是希望把各個參與者的微少而有力的聲音錄下，彰顯運動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