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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文章

「驅蝗」的警號

圖:Nathan Tsui@USP

繼近年D&G事件和「光復上水站行動」之後,「廣東道驅蝗」行動再次為香港的中港矛盾問題響起了警號。首先利申,筆者是反對自由行旅客過多、反對一簽多行、反對水貨客、反對內地孕婦生仔走數……但對於昨日的「廣東道驅蝗行動」,筆者實在不敢苟同。

從「驅蝗」行動的口號中得知,他們認為內地來港的水貨客和過多內地旅客為香港的民生帶來了負面影響,香港人的資源被他們「搶奪」,所以他們要求減少內地自由行旅客數目,又反對「低質素」旅客來港。之所以要使用到「驅蝗」、「滅蝗」的字眼,以及粗口罵戰的手法,「驅蝗」行動支持者解釋是因為香港政府對社會問題視而不見,所以市民就只能夠靠自己直接向內地旅客表達不滿,繼而再令香港政府跟進那些社會問題。

就算筆者認同「驅蝗」行動中大部份的訴求,但也絕不會認同他們的手法。

首先,在公眾場合指罵內地旅客為「蝗蟲」,是中傷和歧視的行為。不論「目的」有多正確多道德,也未必能夠合理化你的「手段」。儘管內地遊客數量過多和水貨客問題的確嚴重影響了香港的民生,而大力發展旅遊業也摧毀了本土特色的小店文化,但不代表我們可以使用任何手段去達到我們目的。隨街向內地旅客用粗口指罵,更聲言要向內地人噴殺蟲水,想企圖傷害他人身體?

尋找我們的公信力

近來有兩宗與公信力相關的新聞,主角都是《明報》。首先是因應大學民意調查降級,《明報》除去報頭上「公信第一」的字樣,另一件則是《明報》更換總編輯之爭,不少撰稿人和長期讀者也擔心編輯方針受影響。這兩件事件當中,社會都相當重視媒體的公信力,筆者對此也深表支持。然而筆者也希望同時指出,公信力的捍衛不應限於主流媒體,公信力就在你我中間。

調查顯示,港人使用社交網絡的頻率,似乎已經超越傳統媒體。很多時候,我們對某宗新聞的第一次接觸,未必是來自傳統媒體本身,而是某些網上名嘴詞鋒銳利的評論,而到了第二天早上的傳統媒體報道也往往跟著這些觀點走。我們已到了先看評論然後才看新聞的年代。與此同時,在社交網絡當中,我們已確定不可能只是被動的受眾,因為我們的每一個「讚」和「轉」也扮演了某些傳統媒體的角色,協助某一消息或觀點的擴散。在這即食評論的時代,我們是否也該對「公信力」的追求作一點反思?

最普遍的例子,是各式各樣的網上傳言,從食療秘方和超自然現象,到「颱風信號發出時間內幕」和「綜援收入高於中產」的所謂揭秘,經常在社交網絡和手機短訊傳播,通常還會加一句「不知道是否真確,不過看起來很嚴重,還是轉一下!」如果是傳統媒體的話,這種編輯標準肯定被認為毫無公信可言的。有時這些傳言其實早已被嚴謹的調查否定,只要隨便在網上搜一下就找到,儘管我們大多數人也不是特偵記者,但為何往往連丁點的查證也不做便去轉發?

荀春離:朝鮮網絡生活

圖片來源:ANP/ Kelly Sutton

近幾年來,在「記者無國界」評選的「大互聯網敵人」名單上,朝鮮似乎從沒有下過榜。這個以政治獨裁和信息封鎖而著稱的國家,長久以來被稱為「互聯網黑洞」。對於普通的朝鮮青年來說,手機、電腦、互聯網意味著什麼呢?

朝鮮人老李第一次笑容可掬地出現在我們面前時,手裡撥弄著一部三英寸大小的彩色觸屏手機。那是在平壤中央火車站,他一面用流利的漢語招呼著我們,一面通過手機給他的同事小金打了電話。

他是我們此行的導遊,朝鮮某國立大學漢語專業畢業,平壤人——後來我才知道,在朝鮮,身為「平壤人」已經意味著一定的身份和地位,就像他手中的那部手機一樣,不是每個朝鮮人都能擁有的。朝鮮的手機用戶量大約為100萬人(NBC News 2013年數據),相對於它的總人口量2500萬人(2013年11月數據),每25人擁有一部手機。這是個什麼概念呢?如果與它的老朋友中國相比,它顯得落後許多:工信部2013年10月的數據顯示中國移動手機用戶超過12億,相對於總人口,幾乎可以實現人手一部手機,是大約25倍的差別。

安卓「阿里郎」

《華爾街狼人》:金融資本主義的笑話

最近在香港上映的《華爾街狼人》(The Wolf of Wall Street) ,入圍今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電影、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等五項大獎提名,果然是名不虛傳。電影片長近三小時,幕幕震撼,笑位不斷,諷刺金融資本主義究竟有多荒誕。

電影改編自股票經紀人Jordan Belfort在獄中寫成的傳記。Jordan Belfort究竟是誰?他創立了投資公司Stratton Oakmont,26歲便成為千萬富翁,曾經試過在三分鐘內賺到1,200萬美元,是一位極受爭議的人物。用「The Wolf of Wall Street」這個名稱來形容Jordan Belfort與他的一大班手下,實在太貼切,因為野生狼群的習性,是會連群結隊捕食比牠們體型更大的猛獸,與故事中的一班證券股票經紀無異。

電影大概可以分成兩個部份。前半部份是講述「醒目仔」Jordan如何由一個普通的股票經紀,然後創業從事「合法欺詐」,炒作仙股,很快便成為了千萬富翁,如何過他的酒池肉林式生活,充滿金錢、權力、女人、毒品、奢華的物質……導演透過一幕又一幕的荒淫浮誇的情節,交代「有牌爛仔」Jordan的性格有幾壞,他的生活有幾瘋狂。

「做」的比「說」的重要-- 評《批判與重構》兼悼霍爾(Stuart Hall)

剛過去的星期一,在學校觀看一部關於霍爾(Stuart Hall)的紀錄片,名為「霍爾計劃」(Stuart Hall Project)。事有湊巧,很不幸,當晚我們便收到這位學者逝世的消息。

霍爾是文化研究的奠基者,亦是英國新左派的代表人物。相較不少理論大師,霍爾的專著不算多,更不會像如今不少大紅的年青學者在學術期刊發表了海量文章。可是,他的言行實踐卻一直深深介入英國政治(尤其是左翼),以至學術及知識界。簡言之,文化研究是關於「做」多於「說」的,這亦一直是我與不少同事的誡律。

可惜,要把做甚麼告訴別人,卻不容易。早前讀了曹書樂的《批判與重構:英國媒體與傳播研究的馬克思主義傳統》,算是一個很不錯的初步嘗試。在大家悼念霍爾之時,讀讀這本書亦頗有意思。書裡亦有不少有關霍爾的部份,值得香港不少未讀便亂評文化研究一通的專欄作家好好學習。

路邊污染微粒超標 馬拉松跑手吸塵 隧道繼續為污染黑點

健康空氣行動 (CAN) 本年度繼續邀請跑手在參與香港國際馬拉松賽事時,攜帶微細懸浮粒子(PM2.5)便攜式監測器註一參賽,以協助量度各比賽路段的空氣污染情況,今年邀得四名跑手(兩名參加全馬賽事,另兩名則參加十公里賽事)協助調查空氣質素的工作。

今年賽事空氣質素較去年差,除了平均污染水平上升外,心臟病患者死亡率增至兩成的「危險時間」亦比去年上升。全馬賽道中的高污染地段,包括通風欠佳的西隧、西九龍公路的交通路段、昂船洲大橋船舶污染及柯士甸地盤工程一帶,容易誘發心臟病患者(當中包括隱性病患者)跑手發病,甚至死亡。

為保障參加者生命安全,主辦單位應更重視空氣污染情況,除了預計比賽日天氣情況外,亦應提高參賽者對空氣質素的關注,以減低如2006年香港馬拉松出現選手疑因空氣污染導致死亡的事件。例如,在大會向參賽者提供的「參賽者須知」中,清晰指出如賽前或預計「空氣質素健康指數」 (AQHI)達 7級或以上時,跑手的建議應變為何。

我是師奶,我關心環保政策—Polly Luk

婦女手造肥皂,$10件。圖片來自綠慧公社網

文/採訪:Mavis Siu

手部皮膚痕癢難忍,紅腫、甩皮,甚至長小水泡,是「主婦手」的徵狀。大部份的主婦要麼塗藥或者忍受了事,Polly和綠慧公社的一眾婦女職工則生產及使用環保肥皂,保護雙手又實踐環保,更進一步關注更多的環保議題。

拍心口承擔公社工作

綠慧公社前身是綠色女流,環保番梘廠是其中一個項目。Polly當時屬於農婦組,負責耕田和共同購買。2007年綠色女流所得的環保基金用完,眼見第一間的番梘廠已運作一段日子,廢油造肥皂的運動又開始有更多人認識,組織就召集所有成員開會,問在沒有基金支持下,會否有人承擔綠慧公社的工作。「當時我同十幾個婦女就拍晒心口話負責繼續營運,想將呢個運動普及。」Polly更擔任理事長,現時負責公社回收廢食油造環保肥皂的行政工作。

頭一年接手公社,大小事務都要落手落腳做,遇到問題就靠家人和朋友幫忙,例如Polly的家姐會幫手整理公社帳目。那會否換來家人的怨言?「好彩又冇,家姐都會肯幫。同埋好彩先生都知我性格,唔忙公社都會有其他嘢忙。」只要能夠兼顧到家頭細務,便沒問題,其餘的事情可以邊做邊學。

營運合作社困難重重

教育界的寒冬來臨前 草談學界「紅人」

繼明報、AM730、蘋果和信報評論後,李慧玲也失陷了。箇中到底是勞資矛盾抑或是打壓?這幾天眾多分析,但結果區區相信還是「三個字:不言而喻」。自689上任後,香港確實變得不宜人了,這幾天天氣比俄羅斯還要寒冷,確實在呼應香港堪比羅剎國更偽民主的一天快要到了。

傳媒以後,會是甚麼?可以預見,政府下一步要回到的就是教育了。畢竟,教育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本就有管制意識形態的作用。2011年時任人大委員長的吳邦國已提出「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的「五不搞」,及後又中央又向高校教師下達不講「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司法獨立」的「七不講」禁令,已知習總上台後對重新抓緊思想的決心。早前北大教授夏業良因在支持許志永的抗議書上簽名而被解雇、上月蘇州一名支持新公民運動的高中語文教師袁雪成在課堂上談論許志永,被學校借故解雇。那麼接下來,自2012年國民教育一役小勝後,香港已注定不能獨善其身。故此先在被禁聲之前,草草談一些區區知道的學界「紅人」,提防提防。

俄羅斯冬奧與陰部暴動

在俄羅斯索契舉行冬季奧運的華麗開幕式的兩天前,在紐約布魯克林的演唱會上,天后瑪丹娜介紹兩個俄國女子出場。這是由國際特赦組織舉辦的「把人權帶回家」演唱會,演出者有許多知名音樂人如小野洋子,但這兩個年輕女子才是今晚的焦點。

他們兩人是俄羅斯抗議藝術團體「陰部暴動」(Pussy Riot)的成員。兩個多月前,他們還在俄國的牢獄中。

「陰部暴動」(Pussy Riot)成立於2011年八月,他們自認是是一個政治團體──反威權主義、反父權主義、反建制,並且用藝術與龐克音樂來表達他們對俄羅斯現狀的不滿與抗議。他們的名字充分表達他們的激進態度。在造型上,他們穿上彩色衣服與面罩,以維持匿名性;在行動策略上,他們是在特殊場所採取直接行動的演出,不論是地鐵站的棚架、監獄旁的車庫,或者在莫斯科紅場。

2012年二月,他們在俄羅斯東正教最受尊崇的「救世主大教堂」進行一場「龐克祈禱」,表演歌曲《聖母瑪利亞,把普京趕走》,不到一分鐘就被趕走,幾週後,三個女生被逮捕,七月底審判,兩人被判刑兩年。他們成為世界知名的異議者,瑪丹娜等西方音樂人為他們的自由疾呼。

那些年的訓練,我們沒踢波,只在跑步

「香港地踢波,7成體力,3成技術。」

踢校隊,參加學界比賽,幾乎是每個喜歡踢波的男生的求學動力。每天的上課,就是等待下課後的衝到球場踢波。

放學有波踢那天,是「oh, yeah!」;
沒波踢的那天,是「oh, shit!」

要是沒有校隊,每天上課只會感枯燥乏味。於我,中學生涯有一半時間是處於「oh, shit!」狀態。

還未升讀預科前,五年的中學生涯裡,只曾踢過兩年校隊,分別在中二和中四這兩年。沒踢校隊,不是我的不濟,而是學校根本沒有足球校隊。為什麼會沒有足球隊?其實校内不乏喜歡踢波的學生,只可惜大都只是「喜歡」踢波的一群,真正懂得踢波的沒有很多個,即使有,也是很平庸,我就是其中一個。

學校沒足球校隊,有如《烈火雄心》系列中沒有王喜,一切已失去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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