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特約報導）青年新政的游蕙禎在網上討論區中有「女神」之稱，在網民心目中可算是最為人熟悉的「傘兵」。相反，同為黃埔區社區主任的鄺葆賢則極少在鏡頭前露面。那晚，幾個人拿著青年新政的宣傳用品進入咖啡室。正當記者疑惑哪位是鄺小姐時，一位架著幼框眼鏡，外表仍帶著稚氣的少女卻先自我介紹：「我是鄺葆賢，可以叫我阿葆。」這個小小的身驅要去從政本已是稀奇事，得知她已在公立醫院行醫五年，更是始料不及。

雨傘後走出網外，以己之力改變社區

跟不少年輕人一樣，去年9月28日發生的事深深地刻在她倆的心中，同時亦是她們人生的一個轉捩點。

928當天，鄺葆賢身處在金鐘的醫療站進行急救工作。「最深刻記得，在催淚彈發射後，有一個十一二歲的學生在現場一邊喊，一邊問『點解個政府要咁樣對佢地』。」那一幕令鄺葆賢反思，自己身為大人，怎樣可以做得更多。所以她決定跟朋友一起到「屋企樓下搞街站」，及後更認識了青年新政的朋友，決意要從社區改變香港。

雨傘運動亦令游由「鍵盤戰士」的角色走出來。「那時高登有一個『區議會計劃』的討論，我亦參與了計劃參選油尖旺區的小組中」，後來該小組的成員都加入到青年新政，最終變成現時最大規模的「傘兵」組織，在各區都見到他們社區主任的身影。

從向民主烈士獻花到聆聽著每位含恨而終的天安門母親背後的故事與多年的辛酸，筆者總是帶著激動，浮現起一個問題：「到底要多少的義憤，才能支持一個人風雨不改、不畏壓逼而必須要中共還子女一個公道？」同樣地，到底要多少義憤、堅持，才能使香港人二十六個寒暑以來連續不斷舉辦和參與六四集會，高呼平反八九民運、建設民主中國？筆者生於90年後，未親眼目睹過六四屠城的即時畫面，但卻多少感覺到，自己真正認識到香港的可貴，是與六四事件離不開的。

「六四」與香港身份認同

「香港人」作為一個獨立而重要的身份，第一波的討論出現於回歸前夕，而後來沉寂了相當久的一段時間後，終於再被諸如《香港城邦論》到《香港民族論》等書重提而成為香港政治議題中不可迴避的一個問題。筆者在此無意回顧與評論各種香港人身份的論述，但卻想提出一點：我們很難離開六四去理解「香港人」作為一個獨立群體。

如果身份認同是指一個人到一個群體如何定義及理解自己的特徵的話，那麼身份認同的建立過程就必須透過與「他者」區分來突顯及讓自己看清楚自身以致所屬群體的特性。六四作為一個時代的分水嶺主要是由於它清楚讓香港人看到一種價值的區分與斷裂──諸如對基本人權的尊重、對正義的最基礎要求、對民主的追求等等。六四在中國人與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之間製造了一個缺口，繼而令兩種身份背後的價值取態產生了分別。

當一天結束，人們匆匆走上歸家路時，我的一天才剛剛開始。營業時間從深夜12時到早上7時，人們稱之為深夜食堂。你問我有沒有客人？人意想不到的多呢。菜單只有（牆上寫的）這些，只要我會做的你都可以點……

伴著鈴木常吉低沉、放鬆的吉他吟唱，鏡頭尾隨行駛在夜間新宿馬路的計程車，經過點亮都市的一片片白熾燈森林和斑馬線前黑西裝白襯衫的人海，轉到烏黑小巷子裏亮著黃燈的居酒屋，豚肉、洋蔥、胡蘿蔔依次下鍋炮製熱氣騰騰的咖哩飯，在油的滋滋聲和濃稠咖哩汁的咕嚕冒泡中、似乎隔著屏幕也能嗅到的香味裏，日本人按習慣稱為Master的食堂主人——很瘦，身著藍衣白圍裙，左臉帶著不明來歷的刀疤——用讓人心安的語調娓娓道出以上那番和《深夜食堂》電視版本每集開頭一模一樣的開場白。熟悉電視劇的觀眾馬上找到了那種彷彿也置身吧台一角、等著以Master的拿手小菜就著來往客人的心情故事下酒的食客代入感。

攝：Alex Leung

曾鈺成質疑學生焚燒《基本法》意味著要香港取消一國兩制，行大陸行政制度，近年見慣風浪的香港人會看得出說話是出於恫嚇，但我卻認為他無意中突破了盲點。

是的，其實香港的問題，就是被封印在《基本法》所定義下的一國兩制裡，我們一直因害怕失去，沒有直接面對。

從前，許多香港人都一直以為香港社會由過往殖民地所謂「借來的時間　借來的地方」，開始變成「我們的時間　我們的地方」。然後，我們好像只需按著一國兩制下基本法所賦予香港的時間表落實及爭取，就可實現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曾是多麼美好的想像。

自雨傘運動後，整個過程對一整代香港人道出了一個相當清楚的真相，就是若果我們要繼續按著這套可以任意被中央僭建什麼「五步曲」、「831決定」、「提名委員會」、「任命權」的《基本法》框架中走下去，香港的命運必然是死路一條。於是，今日香港人已不僅要講「命運自主」的問題，而是在談香港人要在什麼樣的憲法下得以生存的問題。《基本法》的修訂就是問題的核心，焚燒《基本法》就是一個新世代的鐵屋吶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