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1年十月底，深圳福田中康生活區附近發生地陷，該處正進行廣深港高速鐵路既隧道鑽挖工程。這是當地自三月以來，第五次發生的地陷事故。
而香港段既工程進行得如火如荼，當中一些高危地方會否發生跟我們一河之隔的深圳出現之事故呢？
在 Google Plus 裡看到網友 Galileo 上載了南區選舉主任林浩鵬給民主黨區議員柴文瀚的信件，內容指柴的 Facebook 賬戶，又無聲明，又無設定保密，違反選舉指引，已交由警務處處理！
我氣上心頭，滿城盡是建制種植園，選民地址亂填，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譚志源拒絕倒塞漏洞，推說住址證明侵私穩，選委會卻下下針對網上交流工具下手，指社會網絡是選舉宣傳，我驚叫，這是什麼世界？
入屋參觀還是廣告？
搭上搭，找了柴文瀚的電話，問他有何回應。柴文瀚指正在聯絡選舉主任跟進，但對方未有回覆，若警方真的決定要告他，他也奉陪到底，如他於11月14日 Facebook 回應所言，「歡迎上法庭，由社會及法官評論」。他也正在構思一封聲明。
錄映太奇在2011年11月12日和13日，舉辦了一個二次創作實驗短片放映會，並和知識產權處代表、藝術工作者、文字創作人、版權關注團體等人士，就版權法修訂進行了一次圓桌會議。會上藝術工作者、文字創作人、版權關注團體均指出，是次修訂非但無法加強打擊盜版，更嚴重損害創作自由及言論自由，要求豁免二次創作。
主辦單位在會上放映的作品，顯示二次創作可以是嚴肅的研究、政治批判、對經典的回應、和關於生活感受等。藝術工作者、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助理教授文晶瑩指出，二次創作具有原創性和獨立性，內容與原作有很大的距離，應該視為獨立作品，不應視作侵權。
他們說：沒有核能就沒有生命、沒有將來。
電力公司仍將從核電廠獲得巨大利潤－－只要再沒有大地震、大海嘯。就算現在，東京電力公司得到政府支持，未有倒閉跡象。
執政黨得到電力公司的巨款支持；政府改組後，他們亦獲得電力公司的巨款捐獻。
執政黨去年擬定了政策，興建更多核電廠。2030年核能提供的電力將會由百分之三十增至一半。日本還會在其他國家銷售核電廠。
反對黨在政府改組前亦沒有非議核電廠，它們從電力公司獲得巨額捐獻。
現時只有前首相和少數政客要求放棄核能。新首相其實相信也會再次發展核電。
電視、報章和雜誌這些大眾傳播媒體根本不能批評核能，因為電力公司提供的廣告收益不菲。
對這些電視、報章和雜誌來說，電力公司是上佳的顧客。
小小的城市，若有核電廠，便可以得到來自電力公司和政府的支持，數額要比其他城市高三倍，所以它們有好的醫院、文化中心、圖書館、公立學校、音樂廳及其他。而核電廠工人會有服務他們的小酒店、餐廳和商店！所以許多人受惠於核電廠。
不過，許多逃離福島在其他城市生活的人要求停止福島核電站！
至於日本的大公司則擁有極多電力公司的股份。它們的立場與電力公司並無分別。
圖：長江中心由希爾頓酒店及原政府用地拱北行及停車場三塊地皮合併而成，當中涉及很多土地用途的細節。
（獨媒特約報導）反對金融資本及大財閥的「佔領中環」運動，在匯豐中環總行已持續近一個月。就在「佔領中環」大本營的對面，地產霸權最具標誌性的建築物長江集團中心，目前正與城規會打官司，申請將長江中心的部份停車場位置改建成超級市場。
外傭居港權的爭議持續，甚至有人認為在剛過去的區議會選舉中發酵，導致公民黨大敗。到底是否如此，不得而知，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反對外傭有權申請居港權的市民，高舉一種防衛性的本土身分，在建制派政治人物的攪動下，甚至出現排外歧視的言論及情緒，實屬悲哀。
當日的工作做得不夠好
筆者先表明立場，過去好幾年，我也鼓吹香港本土身分，不過，並不是防衛性。2007年初，我參與保衛皇后碼頭的運動，組織叫「本土行動」，發起過一個叫「人民登陸皇后碼頭」的小小行動。當日，一群坐在船上由尖沙嘴出發往皇后碼頭的人，一概自稱為香港人，拉出的布條寫着「本土號」，船上的人包括港人內地子女、外籍傭工、少數族裔等等。我們當時意識到，經歷過1970年代末以來的「大香港意識」後，在新世紀開始之時，我們需要自我批判意識之餘，還要開放及具普世意義的本土身分。但看到近日的爭議，我們當日的工作顯然做得遠遠不夠好，不夠持續。
在這次爭論中，有一個沒有被深入發掘及討論的議題，就是香港社會是如何及該如何對待外傭，以至其他流徙群體（displaced group），不去深入剖析這個議題，談人權與公義時會流於抽象口號。對待所謂流徙的「他者」，其實就是界定「我們」的香港。
相信很多觀看了進念二十面體的《百年之孤寂10.0 文化大革命》的觀眾，都會不禁滿腹狐疑，腦中充滿十萬個為何：為何台上的演員要由台右走至台左？為何倒數？為何跳舞？為何做側手翻？為何唱國際歌？為何演員會捧著一個盒？為何播《I love you for sentimental reasons》，然後播《Vissi d'arte》？為何為何…究竟《百年》是什麼來的？
這就是榮念曾的作品，總把觀眾拋入五里霧中，我亦不能幸免於難。對於《百年》的內容，我是完全摸不著頭腦。在沒有任何指引(如故事大綱和印在紅巾上的「場刊」) ，亦不認識演員(他們的動作往往跟自身的背景、知識和經驗有關) 的情況下，我實在難以明白台上各式各樣的動作。於是在觀看《百年》期間，我很快便決定放棄嘗試解讀那些動作，轉而欣賞它能如何發展下去。
換了欣賞角度，我才發覺《百年》的創作團隊能夠利用一堆使人費解的動作，不停地加以變化，從而建構一個近二小時的節目，殊不簡單。然後我腦中頓時想到一條問題—「他們是如何創作？」
（獨媒特約記者阿釘報導）自五十年代起，殖民地政府開始發行小販牌照，當小販是一條可讓老百姓向上爬的梯子。但政府在七十年代起停發小販牌照，到一九九六、九七，當時的市政局通過收回流動小販牌制度，直到現在亦未有改變。廢除的原因究竟是甚麼？當時市政局的討論是什麼？如何導致今天政府處理小販的態度？
香港的區議員一直被指是「芝麻官」，只負責處理芝麻綠豆的地區事務，很少理會較宏觀的政策問題。但凡事總有例外，2004至2007年灣仔區區議會主席黃英琦女士可算是個異數：她在位期間積極爭取保留灣仔市集，有多年在建制內爭取小販權益的經驗。為了解回流動小販牌的原因，這天記者來到兆基創意書院，和黃英琦詳談小販政策。
當年今日：96/97作為小販政策的轉捩點
黃英琦說香港共有兩類小販牌：一類發給所謂「梗檔」或「鐵皮檔」小販，例如旺角女人街、灣仔太原街一類如露天市集般的檔位。政府一直無意回收此類小販牌照，只是當局已不會再發新牌照。
區會選舉後，對「泛民」失敗的反思，主要包括「鐵票抹黑」論、「地區工作」不足論和「主流民意」右轉論。三種不同的分析和判斷，指向的是三種差異的文化效果和政治出路。強調「鐵票」或「抹黑」的作用，除了想解除「泛民」自身的責任外，也可能產生獨善其身的無力感；泛泛地承認「地區工作」的不足，除了提高一些被認為是「瑣碎」的事務工作的重要性外，也可能重複全港(政治)vs社區(民生) 的刻板簡化對立思維；側重於「主流民意」的右轉，除了催生一種對右翼民粹政治的追求外，也可能鞏固了甚麼是「主流民意」的單一想象。這三種觀點，儘管不能說完全沒有根據，但卻過於一般化，未能有助更具體和仔細的分析。
三種解釋的局限
鐵票抹黑論：「建制派」資源豐富，透過日常的組織和福利，再加上選舉時的龐大動員能力和旅遊車的配合，比「泛民」擁更多的「鐵票」，自然並不出奇。因此，全然否認「鐵票」的存在和威力，並不中肯。不過，要維特這樣一個「鐵票」系統，成本不菲，而且越擴大成本就越高，因此無論「建制派」資源怎樣豐富，也只能保証一定數量的「鐵票」，難以確保每次選舉都能大勝。另一方面，如果「抹黑」指的是誇大或虛構出選舉對手的缺失，這原是所有選舉中常見的策略，因此也無助我們理解為何這策略在是次選舉中特別有效。因此，「鐵票抹黑」論，至多也只能在有限的範圍內解釋「泛民」為何在某些選區敗落。
今年區選落幕，評論雀起。出現得最多的術語是民粹主義：順民粹者昌，逆民粹者亡。更有倡言，以民粹制民粹。民粹主義儼然成為萬能膏葯，城中唯一遊戲(the only game in town)。
不過，其實這不是香港獨有現像。美國茶黨行情暴漲，奧巴馬連任勢危，也是拜民粹所賜。
民粹主義為甚麼會變成好像萬應萬靈，其實秘密在於其彈性。它能與所有的意識形態親和，既可與左的社會主義為友，也可和右的法西斯結盟，光譜甚寬。因為它的終極對手只有一個，就是自由主義。
民粹主義的主張的只有一條，就是可以無限彈性地定義的「人民利益」。它的特徴包括「沒有原則地討好民眾」、「訴諸恐懼情緒的動員」、「反智反精英」、「建構簡便的敵我意識」、「以我族為先的排外」。自由主義之所以可惡，是因為它是「人民利益」的絆腳石。民粹主義要把絆腳石掃除，就要訴諸廣大民眾的common sense，將智性反思的複雜要求打成精英主義。你若說它反智，它就會回敬你說：你是「脫離群眾，活在火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