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理論家齊澤克（Zizek）有一個最近不斷被香港評論人引用的笑話，謂一個人在黑暗的角落掉了他的門匙，他趕忙跑到附近有街燈照亮的地方去找，遍尋不獲。途人問他，你知道門匙是掉在這裏嗎？他說﹕不，是在那黑暗的角落。途人問﹕那你為什麼還在這兒找門匙？這個人答道﹕因為這裏有光！

齊澤克用這個笑話來嘲笑當代的犬儒主義文化，而這個笑話在香港不停地被文化評論人引用，正好說明香港的犬儒主義現象，俯拾皆是，例子層出不窮。這個笑話愈多被引用，會發笑的讀者就愈少，因為人們在堆積如山的犬儒現象背後，已日漸抵擋不了它背後的苦澀。

最近城中熱話是「校園強制驗毒」，又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說明「燈光下找尋暗處掉失的門匙」的荒誕。當一個社會已經沒有勇氣再去面對青少年濫藥的各種成因之際（尤如我們沒有膽量在一片漆黑的環境下找尋門匙），我們唯一的寄託就是在燈光照亮的地方，用盡氣力繼續尋找。因為，只有燈光能夠證明，我還未絕望。

這可不單是一種讓人嘲笑其愚昧的犬儒主義，而是一種將犬儒、無力和絕望，巧妙地包裝在「積極主義」底下的sentimental cynicism。

最近一直在關注內地一些民間組織突然受到連番打壓的新聞，當中牽涉很多中國政府限制民間組織「登記」和接受海外資助的問題，因為筆者略知內地教會長期也受到所謂被政府機關要求「登記」的問題，民間團體與教會都是「公民社會」的一部分，所以想藉此文淺談一下對這些問題的看法。

一直長期關注弱勢社群權益及努力推動法治的北京民間組織「公盟」，在過去一個月以來連番遭到中國政府的打壓，先是7月14日北京市國家稅務局和地方稅務局認定「公盟」自2006年以來收到五筆包括來自耶魯大學法學院的捐贈屬於法定企業收入，並以偷稅為由，以法定最高 的標準擬處以「公盟」5倍罰款，合共重罰142萬多，7月17日北京市民政局以「擅自以民辦非企業單位名義開展活動」，即日到公盟其下的「公盟法律研究中心」辦公室進行取締。 及至7月29日，「公盟」創辦人著名法律學者許志永博士及財務出納莊璐女士以「涉嫌偷稅」被扣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筆者曾就此事問過多位內地律師，他們翻查內地所有法律、行政法規與規章，完全無法理解為何以工商登記的「公盟」，會突然被民政部門調查，完全無法理解取得資金支持非牟利的工作，如何能被看成是「收入」而需要納稅，究竟法理何在？

歡迎來到所多瑪，且讓我為你介紹這座城市裡所剩不多的善人。

例如許志永，香港中學生鄭詠欣最近才在報刊上發表公開信，呼籲溫家寶「用法理來說服我」，有情有理，令人慨嘆，是一時焦點。在我看來，這封信最令人神傷的，是鄭小姐記述許志永被捕幾個月前還親口對她解釋別看截訪的公安很野蠻，而要注意事情好轉的那一面；他說：「中國政府已很努力，要對政府有多點耐性！」

你知道，每次在香港和台灣向別人介紹今天大陸的情況，都有人批評我的立場太過曖昧，取態太過溫和。他們認為中國政府仍然是大海中那頭兇猛的巨獸，獨裁專制，噬人無算，而且絕無任何溫和漸變的希望。而每一次，我都會告訴他們真實的情況很複雜，不要簡單地總體化中國的問題，不要用刻版的偏見來看中國。我說：「要對政府有點耐性」。

我的朋友許知遠也寫了一篇感人肺腑的《我們這一代》，他說許志永兩年前曾經意氣風發地對他表示「2008年的奧運會將給中國帶來一次巨大變革機會。當全世界都盯著北京時，政治權力將有所收斂，而不同民間組織都刻利用良機，拓展公民社會的空間」。這番話我一點也不陌生，因為我也表達過類似的意見，我也曾對汶川地震和北京奧運之後的中國充滿信心。每當外國記者找我談論中國的黑暗角落，我都會在最後提醒他們，永遠要看到光明的那一面，就如我曾提醒你一樣。

前幾個月，文化團體舉辦<牛下開飯>的策展吸引很多香港人，特別是年輕的一代趕到牛頭角下邨拍照，生活原本就是這樣的徙置區一時鬧哄哄的，數碼時代的年輕人用數碼相機向本土文化致敬，社會上有讚有彈，筆者覺得唯一可惜的是，一段與香港有密切關係的徙置區歷史，沒有人好好告訴過他們。對時代的脈絡缺乏認識，就像看一套沒有聲音的電視劇，觀眾都曉得明星好靚，但聽不到對白的他們無從了解劇集的情節以致故事的推演。所以我們不用批評到牛下拍照的人只懂一味去懷舊，問題只是電視機有一些地方壞了，它發不到聲音，看的人只能望著畫面靠估。

在牛下住了四十二年的人，他們有他們各自獨特的經歷，現在政府決定大興土木，大灑32億元在牛下的重建地皮去建「跨區社區文化中心」，決策者有沒有想過把他們的故事放進去，讓後來的人知道社區的發展？先不評論政府突然由原來1億3千萬到最近大幅提高至32億的巨額建造「文化中心」是否值得（註１），但四十二年的徙置生活文化，是否更加值得社會重視？是否值得我們投放多點資源去把社區的歷史、網絡珍而重之的好好保存？32億，究竟怎麼用才最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