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佔領街頭演講台灣民主經驗,我談從野百合到太陽花,因為這兩朵花─這兩場大型學生運動,分別標誌著台灣民主轉型的兩個階段,而且可以說,後者正是為了彌補前一階段民主化遺留的問題。
1990年的三月野百合學運凝聚了此前民主運動的主要訴求,甚至象徵了民主化的臨門一腳。學生最主要的訴求是國會全面改選,這個從七零年代初開始被提出的改革主張一直是反對運動的核心目標,因為其不但既具有民主化意涵,也意味著本土化與省籍政治平等。第二個訴求廢除動員戡亂臨時條款,則是既強調公民權利的保障,也改變了兩岸關係的定位。第三個訴求實行政經改革時間表,代表學生希望在政治改革方案外,也呼籲經濟與社會改革,雖然這在當時是比較虛的。召開國是會議則是一個對改革的程序性要求。
萬年國會和臨時條款都在第二年就廢除,接下來幾年當然還有其他民主化工程,包括廢除刑法一百條和總統直選,但台灣確實在幾年內建立起了基本的形式民主架構。
(如同香港透過佔領運動來爭取真普選,台灣也經歷過類似但已被許多人遺忘的過程:1992年反對運動佔領台北車站周圍道路,爭取總統直選,四天之後被清場。彼時還在大學的我也在街上,警察在清場時暴力對待抗議者包括學生,我們次日還去警政署抗議。)
然而,台灣新民主的虛弱與不足也在這個民主逐漸鞏固時──鞏固指的是相關行為都接受民主規則,但這也同時代表既有利益和權力的鞏固化──逐漸暴露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