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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台灣因為政府休假政策改制，損害波及媒體產業，引起不同媒體屬性的勞動者共同抗議，最終才使得政府放寬連續工作超過七天的法規要件有所收斂，不致完全讓資方任意喊價。在這次反對政府棄守休假法規的共同行動背景下，參與其中的現有媒體企業工會組織者也認為應擴大組織實力，才能讓個別弱勢的勞方，有較為平等的位置與資方及政府對話協商。
在台灣《工會法》制度中，個別企業內可組織單一「企業工會」，而直到2011年才有跨企業「產業工會」制度。因此籌組「全國傳播媒體產業工會」，希望促成現有企業工會交流、保障未有企業工會的媒體工作者。
另外台灣在今年下半年陸續有《上報》、《鏡週刊》等新媒體陸續成立，身邊不少媒體界朋友也投身其中，我因為自九月起自請離開《苦勞網》核心組織運作，因而一些友人認為我可去接觸嘗試。不過因為我個人也在參與傳播媒體產業工會籌組，所以仍會以工會草創的事務為主。
對不少香港人而言，戰後的中港金融關係史是從80年代開始的。當時，由於國內情況並未明朗，香港成為外地資金進入內地的橋頭堡。從90年代開始，不少國企和內地私人企業更透過香港股市籌集資金。時至今日，香港依然是中國最大的直接外來投資者，而中資金融機構和國內企業亦撐起了香港股市和金融業的半邊天。
然而，學者Damien Tobin在數月前發表論文，指中國經濟能迅速融入世界經濟體系，離不開中資金融機構戰後在香港的活動。換而言之，戰後的中港金融關係是未曾間斷的，一直由49年延伸到今天。這是一個非常合理的質疑和反思，如果中港金融機構在改革開放前沒有足夠的互動，很難解釋80，90年代中資金融機構能夠迅速進軍香港和開始融入國際金融市場。
其實，過往輿論不時提到香港在改革開放前對中國的貢獻，特別是提供寶貴的外匯和金融設施。但由於苦無數據（政府在1979年才開始公開中港資金流的數據），大眾對此的印象可能停留在「地下活動」、「規模有限」、「走法律罅」等等。幸好，由於英國有檔案法，學者Leo Goodstadt（顧汝德）和Catherine Schenk 便援引已解密檔案，指出英方出於香港的外部安全考慮，容許中共透過香港獲取鉅額外匯。不過，他們的著作欠缺足夠的政治經濟分析，亦沒有充分考慮當時香港地緣政治處境和冷戰的國際政治格局。
（獨媒特約報導）建築平台星期六下午在鰂魚涌太古坊港島東中心外公園舉辦《 建築X電影》活動，多位建築師和電影導演分享經驗，黃修平、黃浩然和歐文傑均談到城市和電影間的關係。黃修平更表示，希望未來能拍更多深入民間和紀錄香港街頭巷尾的電影。「這才是本土電影。」
曾執導《狂舞派》和《哪一天我們會飛》等電影的黃修平早前為浸會大學六十週年拍攝短片 《功課》 。他表示，很喜歡《功課》這齣作品，因為拍攝時很賞心和做到自己想做的事。他稱，近年一直尋求改變時， 而《功課》當中所談的關於教育、香港、未來和下一代，是近年常常思考的問題。
黃修平又表示喜歡短片內的長鏡頭，即女學生交功課的一段，因為是使用 iPhone拍攝。他續提到， 短片實踐了自己希望能夠「深入民間」的理念，因為拍攝電影有很多設定，例如機器的擺位和資源的上限。他表示，在《功課》排練時花了很多功夫，事前又曾深入研究該地點；《哪一天我們會飛》的主角吳肇軒更兼任「片中片」的攝影師。
（獨媒特約報導）斯諾登於2013年因揭發美國政府以不同渠道監控人民，被當局控以間諜罪，而斯諾登曾逃至香港尋求庇護，他近日透露留港期間得到當地難民的庇護及援助，同時聲援在港難民的權益。社會主義行動與在港難民今午由遮打花園遊行至美國領事館，並把請願信扔進美國大使館，聲援斯諾登，要求港府重新審視難民政策。
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到場聲援斯諾登及難民，他指奧巴馬曾特赦沙地阿拉伯政府，亦應該特赦斯諾登。他又指美國政府應向全球難民負責，因為他們一直以來的外交政策令各地人民變成難民，在美國國內亦有很多歧視難民及黑人的問題。
（獨媒特約報導）中大「檢討大學校董會規模及成員組織專責小組」星期六舉行最後一次諮詢會，近200名學生、教職員及校友出席，批評校方及校董會漠視公投結果，要求廢除特首任校監必然制，並作重新諮詢。在諮詢會上，場內多人時提出校方應接納公投意見，小組主席殷巧兒質疑公投結果，稱公投只有4,520票，暗示不投票的人是全數代表不支持取消特首任制；言論引起嘩然。
中大早前發表校董會改革諮詢文件，建議繼續保留行政長官任校監及其委任校董的權力，並增加 校外人士的比例， 冀中大能得到「外界監管」。殷巧兒先用了近一小時簡介方案，但被指不斷重覆內容及浪費時間，有學生要求立即進行答問環節。有學生發問時質疑，方案未有回應早前的兩次師生公投結果，指有近九成中大師生要求廢除行政長官任校監的必然制度及其委任校董的權力。
殷巧兒回應時稱，這已經超過這個工作小作的範圍，認為應交由檢討特首校監必然制的專責小組處理。她又表示，特首擔任校監行之已久，「一定是有好處才會運行這麼久」，並指「如校監委任人來中大校董會，老實說我們是很難『say no』的。」
教職員黃小姐問到「特首擔任校監有很多好處」，當中的實際「好處」是指甚麼。殷表示小組不會作評論，並會將這些問題由另一個專責小組處理。
（AIHK圖片）
中大性別研究課程系會「性世」與中大性／別關注組聯合舉辦「2016中大性別文化節」，惹來一些基督徒的不滿與投訴，斥責學生舉辦性工作者工作場所展覽，以及邀請性工作者與中大師生對談。作為課程裡教授女性主義理論的老師，我想從女性主義的立場理論來談談邀請性工作者何以能夠促進我們對性別有更深刻的認識。
女性主義者Mary Maynard（1998）整理西方女性主義發展歷程時，辨識出三個階段，分別是恢復期、重建期和反省期。
恢復期主要的目標是把長期被忽視的女性經驗納入學術研究，但甚少對既有的知識生產方式和理論提出質疑。後來女性主義者認識到理論、概念和方法並非客觀中立，所以單純把女性經驗加進既有系統無法生產出推動社會變更的知識。於是，女性主義者紛紛創建屬於自己的理論和研究方法，有些透過挪用、修正和延伸既有的想思資源，例如馬克斯主義、精神分析理論或結構主義來建立獨特的研究進路，有些則銳意發展單一的理論框架，例如父權，來解釋女性何以受到壓迫以及尋求改變之道。這兩種取向都是重建期裡的重要活動。
80年代後期，女性主義理論越來越豐厚和多元，女性主義者之間的爭論也越來越熾熱，她／他們開始反思一些很基本的概念是否仍然有效，對性、色情、以及後結構主義思潮的分歧亦越趨白熱化。Maynard稱這個階段為反省期。
問：根據2011年的人口普查，有高達45.1%（即77220人）的大陸新移民（即內地來港定居未足 7 年人士）居住在出租公屋，公屋不就是為新移民而建嗎？
答：根據2011年的人口普查，全港人口中有30.5%（約208萬人）住在出租公屋內。當中有7萬逾人是大陸新移民，即是出租公屋的居住人口中，屬大陸新來港人士的比例是3.71%。換句話說，在全港公屋居民中，100人中只有不到4個是來自大陸的新移民。
問：但他們來了香港就可以迅即上樓，那不是對非移民不公嗎？政府無法履行輪候公屋三年上樓的承諾，不是因為新移民「插隊」嗎？
答：其實，根據現行政策，一個家庭在獲分配公屋時，家庭內必須有一半或以上的成員為香港永久居民（如果子女的父或母其中一方是永久居民，該子女也會作永久居民計）。換句話說，一對新移民夫婦或者是一名單身的新移民是不可能獲派公屋的。而由於入住出租公屋的新移民多數都是與在港的親人同住，他們通常都不會佔用額外的公屋單位（詳見下文）。將公屋的輪候問題歸咎於新移民實在是在轉移視線。
事實上，政府平日所說的「三年上樓」存在很大的誤導成份，因為政府從來都沒有承諾讓輪候公屋的一般家庭申請者能夠於三年內成功入住公屋。政府只是承諾以一般家庭申請者（注意：這承諾不適用於非長者單身人士）能夠於三年內獲得首次編配單位為目標，所以較為正確的用語應該是「三年派樓」而不是「三年上樓」。
導演奧利華史東（Oliver Stone）再一次挑戰美國政治議題，拍下美國近年頗受爭議的洩密事件，因此不難想象《斯諾登風暴》（Snowden）並非是一般的荷李活商業電影。
電影游走於斯諾登（祖瑟夫哥頓利域飾）與記者在香港揭密會面與他的背景之間，藉著時空交錯的畫面釐清事件脈絡。電影中雖然沒有驚險情節，但斯諾登的情緒以及心境轉變，足以讓電影情節變得緊湊。
另外，電影也沒有將斯諾登英雄化，沒有將他變成一個遙不可及的英雄。他只是選擇質疑美國政府所做的事是否合法。而選擇不去質疑的「員工」，會否成為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所指的「平凡的邪惡」：一個缺乏思考的平凡人，會產生最大的邪惡行為。同時，經過這一事件，仍然不去思考網絡世界問題的民眾，是否成就了政權的監控？
揭密事件已經沉寂了一段時間，不少人已經忘記了此事。民眾非但沒有反思網絡世界的問題，反而變得更樂於將個人資訊披露於網絡世界中。細微至吃過什麽到過什麽地方與什麽人一起；甚或信用卡戶口跟智能手機連結在一起，將個人資訊披露於網絡之中，被整合成為可分析的數據。如電影中所指，凡於網絡上游走過，必定留下足跡（digital footprint）。民眾除了需要關注政權的監控外，更需要反思科技所帶來的方便性及「自由」。
圖：橫洲綠化帶關注組
元朗橫洲公屋大縮水，因候任立法會議員朱凱廸介入事件被恐嚇，終於獲得全港關注。近日有不少朋友找回2014年6月25日的《鄉事反對 倉地毋須「犧牲小我」 政府擱置元朗橫洲建17000單位》獨媒報導重讀，就由這裡說起前因後果。
2014年6月是什麼概念？那時立法會財委會正審議新界東北發展前期工程撥款計劃，團體連日包圍立法會。新界東北就是翻版菜園村，當局選擇向非原居民村開刀、原居民村則獲全數保留。政府高舉的大旗，是土地供應不足、住房需求緊張，自不免有人要犧牲。
那時在想，政府真的如此看重房屋單位供應？新界東北600公頃土地，興建的公營房屋單位數目為36,600個，而元朗橫洲33公頃土地，已經足夠興建新界東北近一半的單位的數目（1.7萬個），但同年6月提交區議會的計劃，卻大幅縮減至4,000個。
由2013年至2014年間，媒體上已有相當之多的報導，指政府將於橫洲棕土興建1.7萬個單位。媒體的報導取向只有一種：政府搵地建屋、有人反對／質疑，而這些「人」，不外乎是元朗區議會主席梁志祥、屏山鄉事委員會主席曾樹和及兩名民主黨區議員黃偉賢及鄺俊宇，其中僅《明報》曾報導曾樹和在橫洲的利益。
以昔日沙燕棒球隊故事為藍本的港產片《點五步》，電影的開始和結尾都帶觀眾回到佔領運動期間的金鐘佔領區，因此有人視之為「雨傘電影」。不過，翻查資料，電影早在二零一三年便已成功獲得政府資助。所以與其說劇本是呼應「後雨傘」時代，倒不如說是導演後來刻意將佔領運動帶進電影之中。
以競技運動為主軸的電影多數十分勵志。主角如何克服難關擊敗對手、超越自己，可謂這些電影幾乎必有的橋段。總之，遇上困難時別氣餒，奮鬥到底無悔讓青春無悔往往就是這些電影的主要訊息。《點五步》也不例外。雖然是小本製作，但戲中所表達的熱血精神也絕對能夠感染觀眾，算是滿足了運動電影的基本要求。
片中最為人熟悉的演員當然是飾演校長兼教練盧光輝的廖啟志。對戲中的盧光輝而言，在BAND 5學校搞棒球隊其實在是實踐體育運動的教化功能。在他的安排下，一直活在死黨范進威陰影下的謝志龍終於藉著其投球能力在棒球場上成為主角。一群頑劣的學生也透過棒球改造了自己。但在這美好結局出現的同時，范進威卻因為受不起棒球場上的挫折而輟學，最後更因為幫忙黑幫大佬「做野」而身受重傷。事實上，就一眾球員在奪冠之後的一生路，電影也沒有著墨。到底對導演而言，運動是否適當的教化工具？范進威的角色是否提醒了我們運動作為教化工具的局限？還是他代表了球場逃兵應有的悲劇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