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不少香港人而言，戰後的中港金融關係史是從80年代開始的。當時，由於國內情況並未明朗，香港成為外地資金進入內地的橋頭堡。從90年代開始，不少國企和內地私人企業更透過香港股市籌集資金。時至今日，香港依然是中國最大的直接外來投資者，而中資金融機構和國內企業亦撐起了香港股市和金融業的半邊天。
然而，學者Damien Tobin在數月前發表論文，指中國經濟能迅速融入世界經濟體系，離不開中資金融機構戰後在香港的活動。換而言之，戰後的中港金融關係是未曾間斷的，一直由49年延伸到今天。這是一個非常合理的質疑和反思，如果中港金融機構在改革開放前沒有足夠的互動，很難解釋80，90年代中資金融機構能夠迅速進軍香港和開始融入國際金融市場。
其實，過往輿論不時提到香港在改革開放前對中國的貢獻，特別是提供寶貴的外匯和金融設施。但由於苦無數據（政府在1979年才開始公開中港資金流的數據），大眾對此的印象可能停留在「地下活動」、「規模有限」、「走法律罅」等等。幸好，由於英國有檔案法，學者Leo Goodstadt（顧汝德）和Catherine Schenk 便援引已解密檔案，指出英方出於香港的外部安全考慮，容許中共透過香港獲取鉅額外匯。不過，他們的著作欠缺足夠的政治經濟分析，亦沒有充分考慮當時香港地緣政治處境和冷戰的國際政治格局。
有別於印象中中國一邊倒完全依賴香港，筆者的研究指出中港戰後的金融互動是互惠互利的。透過輸入內地的廉價食品和生活必須品來壓低工資成本，香港工業得以維持其競爭優勢。一但失去這個優勢，一般市民的生計將大受打擊，危害港英政府的管治之餘，中共亦可能乘機取回香港。而透過把持香港的主要食品來源和直接的軍事壓力，中共亦使得港英政府允許中資金融機構繼續在港活動。藉此，中共得以維持其對外貿易及金融網絡，並透過對港貿易逆差和僑匯獲取鉅額外匯，支援國內的經濟發展。
另一方面，中港的金融互動亦與東亞和全球的政治局勢發展息息相關。在韓戰時期，儘管美方咄咄逼人，英國依然拒絕封鎖中港的資金流動，以免引起東南亞華僑的不滿，影響東亞局勢和對馬共的鎮壓，甚至使得中共完全放棄和西方的交流。韓戰中解放軍展示的戰力，亦逼使美國正視中共和放棄進一步打壓中共，更在當時的美國副總統尼克遜心中埋下改變對華政策的念頭。
如果讀者對這個故事有興趣，筆者將在下周三（28/9）的講座進一步分析中港金融紐帶的生成，並分享筆者從中得到有關香港前路的啟示。
「社會發展中心主辦【講座：中港金融紐帶是如何煉成的？】」
日期：2016年9月28日（星期三）
時間：晚上7點半至9點半
地點：香港城市大學AC1 G5217室
講者：方志信先生（英國華威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系碩士生）
主持：蕭裕均博士（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