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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説，「替補機制」的議題由最初的冷而後被炒熱，通虧「大律師公會」(後稱「公會」)的表態介入，而泛民主派則完全脱節、已不再是民主運動的發電機。這番斷言，我不止一次聽過(例如昨早商台的黃永)，但確實與自己的感知有所出入。
難以否認，近幾年，泛民領導不了民運，「公會」則仍是法治精神的代表，這大家都知道。可是，我在想，由冷而熱的媒體流程，所包含的公共意義，遠複雜於泛民是否發電機的問題，也不是一句「公會介入」了得。網絡上，人們真正感到事件「熱起來」的一刻並非「公會」的介入。而在大眾媒體，「大律師公會」是在6月17日才第一次表態，那次表態也得不到媒體大篇幅報道：
618明報：大律師公會：立會替補制違憲 ，逾60 學者聯署促政府撤回(624字數)
618蘋果日報：大律師公會，立會替補機制違憲(587字數)
622明報：大律師公會再斥遞補制違憲(386字數)
622蘋果日報：大律師公會再轟替補機制(467字數)
有趣是，直至6月26日才形勢逆轉，報導字數也翻了翻：
藝術公民七一遊行聲明
藝術對抗審查．自由敲擊政治
七一大遊行，是香港巿民上街表達訴求的大日子。二零一一年，藝術公民於四月二十三日舉行過「藝術公民大聲行」，得二千餘巿民參與，實踐我們對於藝術自由、表達自由的堅持，大聲講出釋放艾未未等國內維權人士的要求。艾未未已於六月得到暫時的保外候查，言論自由卻受到更大的控制；放眼香港本土，一方面政府施政無能，製造社會問題，另一方面藝術自由和表達空間備受威脅；因此，我們呼籲藝術界人士、香港巿民，七一上街，向權力中心表達我們的不滿，以及對藝術自由的堅持。
國際人權公約保障各國人民的藝術自由和表達自由，但今年，香港巿民已經一再看到，當巿民和藝術家想以藝術方式表達政治訊息時，往往受到不尋常的威脅和打壓。繼警方對艾未未塗鴉的嚴苛處理後，今年警方對七一遊行諸多約束，以附件形式援引《簡易治罪條例》228條第四章，表示「任何人無合法權限或解釋而公眾街道或道路上奏玩任何樂器，即屬犯罪」。當政府高舉文化創意工業的同時，街道藝術一次又一次受到當權者的打壓，甚至限制公民的奏樂權，實在貽笑國際。
編按：今日6月28日，政府宣佈修訂備受爭議的立法會替補機制，改由同一張名單遞補空缺。然而，假若同一張名單沒有次名的候選人或不願意出任，則繼續採用最高票的落敗者替補。律師會表明不接受任何修訂，認為修改重大，須諮詢公眾，要求政府撤回方案。馬嶽教授亦指，新修訂依然保有落敗者替補的設計。這意味的是，政府堅決封殺「五區公投」，避免辭職名單只有一位候選人或名單所有候選人拒絕替補，從而啟動補選的可能。
（獨媒特記陳子報導）政府在5月17日提出立法會替補機制，取消補選，改為依據上一屆選舉，獲最大餘數得票的候選人名單的首名補上，並於5月31日向立法會提交《2011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政府表明是次修訂是針對去年5月「五區公投」，聲稱要堵塞「漏洞」。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指參與「五區公投」的議員濫用補選機制，浪費公帑，有盡快立法杜絕同類事件的必要，並期望可以在七月中立法會休會前完成立法。是次修訂完全沒有公眾諮詢，立法會議員梁國雄認為，政府希望盡快立法，以達到封殺泛民議員再就爭議性題目如《基本法》第23條進行公投的政治目的。
編按：香港獨立媒體網會繼續跟進機場第三條跑道的爭議，本文為民間記者所寫，可參考本網特約記者前文《千三億機場第三跑道，刻不容緩？》及阿藹的《編輯室周記：第三跑道與香港之死》，相關文章可見此。
圖：政府網頁
6月2日深夜，筆者邊忙着修改工作用的稿件，邊聽着電視機傳來的新聞報道。本來一心留意國情新聞，卻出乎意料地聽到一段令人氣結的說話：「如果你係用他人嘅作品，冇他人嘅同意，吓，就算你係，整色整水咁嘅左改右改呀，其實都係，基本上都係人哋嘅嘢嘅話呢，咁呢個就係有民事嘅侵權。」
說的人，是知識產權署副署長張錦輝——慢着，原來該署本來的洋人署長謝肅方（Stephen R. Selby），剛退了休一個多月。因此，此時此刻，早有矮化二次創作前科的張副署長，已加官進爵成為署長了。
電視新聞播出張錦輝這段話，是因為他在謝署長離任不足兩個月內，就急忙推出新版權條例的修訂。他趁着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那大事之上的6月3日，靜悄悄地把修訂刊憲。
翌天，各報章都以屬於二次創作的「惡搞」有罪，作為報道焦點。例如《明報》標題為：〈版權修例今刊憲 「惡搞」歌亦侵權〉；《蘋果》以〈惡搞歌曲圖片或負刑責 非牟利亦屬侵權 版權修訂草案今刊憲〉為題，並有相關報道〈網民不滿打壓言論自由〉；《星島》標題則是：〈新《版權法》 網上惡搞屬侵權〉。但，它們都只是佔了內版的少許版面。讀者着緊的，當然仍是慘案的22週年。
鬼祟的刊憲
阿爾佩羅維茨（圖片：Campaign for America’s Future）
作者／訪問：布哈特（Keane Bhatt）
譯者：ahchoii
原文為英文，刊於Truthout，2011年 6月2日。
（譯者按：轉眼又是七一，特區政府卻選這個時候提出以遞補機制取代補選，而且態度強硬。另一邊廂，政府宣佈市民可於十月開始領取六千元，而且很明顯將合資格領錢的人數擴至最大。我想起一位新加坡朋友的說話：「新加坡沒有異議聲音，因為新加坡人都給政府收買了！」有這樣一個「特衰政府」，我們七一當然要上街，但上街以外，我們該如何建設民間社會呢？
一直以來，民間有不少嘗試和實驗──工會、社區組織、合作社、另類經濟、共同購買、社企，還有菜園新村村民計劃組成的綠色生活社──但如何鞏固和擴大民間這方面的經驗，似乎還待進一步探討。這篇訪問涉及的雖然是美國，但很發人深省，故譯出以饗讀者。）
Music is probably the earliest kind of art we human ever had. Throughout a long period of time span, it has developed into enormous kinds of genre such as orchestral music, jazz, R&B etc, which have been blooming in our music world nowadays. However, among hundred types of music, there is one remains quite primeval in concept that we can still enjoy to date – ‘a cappella’.
2011年6月17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首次通過一份歷史性的宣言，以要求平等對待不同「性取向及身份認同」的人士，最終以23票贊成、19票反對、3票棄權，通過這項關乎性小眾人權的宣言，對性小眾平權運動提供鼓舞作用。早在1973年，美國精神病學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已經將同性戀從《精神疾病統計及診斷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el of Mental Disorders，DSM）》之中除名；而經常在「拗直治療」機構口中標籤同性戀的「自我不協調同性戀」（ego-dystonic homosexuality），亦已於1987年從《精神疾病統計及診斷手冊》中被刪除，故此同性戀根本無需要接受治療。及後至1990年5月17日，「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亦將同性戀從其精神病清單中移除，同性戀除病化可謂得來不易。可惜，距今已達三十多年，仍有組織樂此不疲地視同性戀為有需要治療的病態行為，並透過講座及課程不斷灌輸「改變」同性戀的說法，早前更被明珠台記者[1]揭發，有宗教組織「天主教醫學會」（Catholic Medical Association）印製為數不少用以宣傳「拗直治療」的小冊子到不同中學派發，當中更獲得「香港教區婚姻與家庭牧民委員會」的支援。
